刘坤一，字岘庄，湖南新就改许宁人。清朝后期政治转家、军事将领。
刘坤一为廪生出身，咸丰五年(1855年)参加湘军楚勇对抗太平军。后随刘长佑转战赣、湘、桂等地。同治元年(1862来自年)，累升为广西布政使。同治三年(18360百科64年)，再升为江西巡抚。同治十三年(1874年)，调署两江总督。光绪元年(1875年)，擢授两广总督，次年实授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中日甲午战争时，授钦差大臣，驻山海关，节制关内外陆军百余营，但在辽河全军溃败。此后仍主战，反对和议。战后回任两江。 维新运动时，他攻击康、梁变法，但又反对田乐研尔至料盾足废黜光绪帝。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时期，参与张之洞等东南督抚达成的"东南互保"协议。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与张之洞上"江控段路开蒸楚会奏变法三套格只除折"，请求变法，提出兴学育才、整顿朝政、兼采西法等主张，多为清廷采纳，成为清末新政的蓝本 。光绪二十切敌第几维洋八年(1902年果印独另冲次流京)，刘坤一病逝，扩除始技创司把享年七十三岁。被追封为一等男爵，加赠太傅，赐谥"忠诚"。
刘坤一三任两江总督，颇有治绩。深为清廷所倚重，有"东南半壁，擎天一柱"之称 ，有《刘忠诚公遗集》传世 。(概述内图片来源 )
刘坤一，字岘庄，是湖南新宁人，他生于清宣宗道光十年(1830年)，为廪生出身 。咸丰元年(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席卷清朝南方。咸丰五年(1855年)，刘坤一在太平天国动乱期间参加乡勇团练，加入湘来自军的楚勇，随军攻克茶陵、郴州、桂阳、宜章等地，叙功升为教谕。 其出仕过程与当时其他的汉族督抚曾国藩、李鸿章等位氢蒸怎晚题跑棉大体相似，都是身作儒生不满太平天国之乱而参与地方乡勇，进而因战功而被擢升为地方大员的典型例子
咸丰六年(1856年)，湖南巡抚骆秉章派刘坤一的族侄刘长佑率师援救江西，刘坤一虽为刘长佑族叔，却年纪更小，于是师事刘长佑，自领一营随他出360百科征。刘长佑克复萍乡后，令刘坤一进取芦溪、宣风镇，接连获胜，直逼袁州，招降太平军将领李能通等。经内应何益发开门相应，刘坤一得以顺利收复袁州。之后，刘坤一经调阳持施重乙丰侵累次擢升，官拜直隶州知州，获赐花翎。
咸丰七年(1857年)，刘坤一率军攻克临江，被擢升为临江知府。咸丰八年(1858年)，刘长佑因病暂时引退，将所部交刘坤一统领 。刘坤一同道员萧启江渡略担仅赣江，规划收复抚金政尼元研用急室九州之策，先克崇仁。萧启江在上顿渡被太平军围困，刘坤一领兵救援，大败太平军，乘势收取抚州，连克建昌，升为道员。
咸丰十电钢矿责里社革数利菜九年(1859年)，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进攻湖南，刘坤一回援，解降怎绍开活息施日讨去宪除永州、新宁之围，再加盐运使官衔。太平军往广西方向转移时，刘坤一跟随刘长佑追击，收复柳州。刘工国局紧长佑被升为广西巡抚，令刘坤一驻柳州，清剿"馀匪"。事后加布政使衔。随后，刘坤一进攻浔州，于咸丰十标年般展只绿延航喜赵一年(1861年)七月破城，"以按察使记名"。石达开挺进川、楚一带时，刘坤一率军扼守融县，伏击太平军，使其逃入贵州。以功授广东按察使。
同治元年(186该执个族尽失便准2年)，刘坤一被调为广西布政使。此时，刘长佑赴两广总督任，命刘坤一接掌附其部，赴浔州进剿"盗匪"。贵县"诸匪"中，以黄鼎凤号称最为狡悍，清廷屡次商议剿抚之计，都不能将其降服。同治二年(1863婷胞范眼封可故胞年)，刘坤一在登龙桥击败黄鼎凤，于是进驻此地。黄鼎凤的老巢平天寨，背靠山险，四周环绕重栅，又以巨炮防卫，另有一处覃墟，与平天寨相距十余里，彼此间互为犄角。刘坤一探知敌情后，假装招抚，撤军回贵县，暗中派兵夜袭覃墟，得手后包围平天寨，成功收复横州。黄鼎凤至此军势日衰，至同治三年(1864年)四月被擒杀。浔州之乱平定后，刘坤一被清廷赐号为"硕勇巴图鲁("巴图鲁"为满语中"英雄""勇士"一词音译)"。
同治四年(1865年)，刘坤一诉下元束衡州全室女技达进剿思恩、南宁土匪，克复永淳，随后升为江西巡抚。任内，刘坤一令湘军将领席宝田、黄少春共同在邻近福建之处围剿广东"匪"徒的余党，于同治五年(1866年)在广东嘉应州全歼盗匪。刘坤一以指挥功加头品顶戴。 任内作风保沿张建树胶状致马名束守，认为社会之富强源于典章制度的优良，抄袭西方技术不如"自力更生"，对洋务派"师夷长技以制夷"理念不予认同，这种思想可反映在他的讲话之中:"为政之道，要在正本清源。欲挽末流，徒废心力。国朝良法美意，均有成规，因其旧而新之露括，循其名而实之，正不度互动强必求之高远，侈言更张。大吸乱既平，人心将静，有志上理者，其在斯时乎!"
江西境内安定后，刘坤一不再劳役军民，转而进行整顿丁漕的工作，但却因此得罪了绅户。矿示认酒深同能职杀款同治十一年(1872年)，左都御史、南昌新建人胡家玉上疏弹劾刘坤一，刘坤一也奏称胡家玉积欠漕粮，并多次干预地方政务。同治帝下诏同时斥责二人，其中刘坤一因未事先上奏实情，被"降三级调用"。朝廷加恩后，改为革职留任，降三品顶戴。不久后又被恢复官衔，并奉命署任两江总督。
同治十三年(1874年)十二月十二日，兼署办理通商事务大臣。
光绪元年(1875年)八月二日，刘坤一被升授为两广总督。 次年(1876年)调授两江总督。
在署两江总督组阻跟及两广总督任内期间整顿治安，他主力清剿哥老会及海盗;又在任两广总督时认为赌风不良而禁赌;在任两江总督时沿袭他在任江西巡抚的整顿财政政策，精简勇营以节省军费，将地方乡勇数裁减四分之一，又减免捐助陕西的军饷、并查办招商局贪污。
从这时期开始，由于因为官职调升的关系，开始接触及认识西方事务(两江及两广总督驻地分别是和洋人商务往还较多的江宁及广州，相反江西只是一个内陆省份)，并对洋务作有限度支持。他支持江南制造局造舰及提议各兵工厂生产专门化，但又反对采煤及发展铁路，其中反对发展铁路的原因是担心铁路会令挑夫和大运河的船家失业。
光绪六年(1880年)，俄罗斯帝国借交还伊犁的机会，以武力威胁，向清廷索要高额赎金及大片土地。朝廷下诏求取防务策略，刘坤一应诏筹议海防，认为:东三省缺乏久经战阵的宿将与劲旅，应该未雨绸缪，紧急安排。西北既已戒严，东南不能再生波折。应该早日了结日本、琉球之事(参见词条琉球主权)，防止俄日联合。同时，刘坤一建议联结与俄国"猜忌日深"的英、德等国，以作为对抗俄国的后盾。
光绪九年(1883年)，法越战争再起，有波及西南诸省的危险。刘坤一上疏建言，其建议多被朝廷采纳。
光绪十二年(1886年)，刘坤一因继母逝世而离职服丧。至光绪十六年(1890年)期满后，仍被授为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光绪十七年(1891年)，他又奉命帮办海军事务。 此时，他继续以往传统变法式的整顿吏治及治安的政策，包括保荐亲民的知府知县8人及办理团练。
主词条:中日甲午战争
光绪二十年(1894年)慈禧太后"万寿"，赐刘坤一双眼花翎。 同年8月1日，中日两国正式开战。8月7日，刘坤一兼署江宁将军。26日，他在《续办江海防务折》中报告了镇江、江宁一带昼夜戒备的筹防情形，为防日军"窜入南洋，以图分忧"，特"将一应战守事宜妥为布置"。10月之后，日军在辽东、辽南攻陷许多城池，清廷为挽救危局，28日谕刘坤一为钦差大臣，"关内外防剿各军均归节制"。并派湖南巡抚吴大瀓、四川提督宋庆为帮办。刘坤一接受命令，表示"惟有殚竭血诚，于一切防剿机宜，仰秉睿谟，悉心筹划……亟图补救，迅扫狂氛" 。但是他却以"队不齐，械不备"未迅速行动，清廷一意催促刘坤一出关。临行前，对帝后矛盾有一定认识的刘坤一深感忧虑，对帝师翁同龢说:"您居中调和的责任，比我所任的军事更为重要。"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刘坤一开始加强军队调度，派吴大瀓统率湘楚各军20多营万余人陆续出关，委新疆藩司魏光焘为前敌营务处。1月初，盖平(今盖县)失陷，清廷"谕刘坤一进驻山海关"，16日才遵旨出驻山海关。同时"抽调各营，分派帮办，并陈事宜八条"。当时清军在海城、营口、牛庄、田庄台一带集结7、8万人，而日军在海城、盖平不过2万人。2月底以前清军曾四攻海城，均遭败北，并于3月间先后失去鞍山、牛庄、营口、田庄台等地。清军的节节败退，使刘坤一重整军队，以图反攻的设想化为乌有。不到10天时间，清军6、7万人从辽河东岸全线溃退，宋庆、吴大瀓溃而西走，从双台子退至石山站。此时新招募的陆军难堪一战，日本方面趁胜胁迫清廷议和。朝廷向刘坤一与直隶总督王文韶询问和战之策。
4月，刘坤一得知和议将成，坚决反对割让辽东半岛和台湾。 他说:"既经赔款，又须割地，且割完富未扰之地，无此办法。辽、台并失，南北皆危，并恐各国从此生心，后患不堪设想。如畏倭攻京城，不得已而出此下策，则关、津、畿辅均宿重兵，讵不可一战?"4月30日，刘坤一再寄督办军务处，认为"宜战不宜和"。他分析了"倭奴远道来寇，主客之形，彼劳我逸"的形势，指出"在我止须坚忍苦战，否则高垒深沟，严为守御，倭寇悬师远斗，何能久留，力尽势穷，彼将自为转?之计。……持久二字，实为现在制倭要著"。他表示"坤一职在兵戎，宗社所关，惟有殚竭血诚，力任战事，此外非所敢知"。5月2日，光绪帝批准《马关条约》。5月5日刘坤一再奏，说明日本"若得辽、台，如附两翼，中国必有噬脐之祸。辽、台与倭该国联成一气，日益强盛，将来即求援西洋各大国，亦无能制其死命。是此和议一成，惟任倭为所欲为，贻患无穷，何堪设想"。刘坤一对清廷将台湾拱手相让，很不甘心。29日致函台湾巡抚唐景崧，鼓励他设法保住台湾。并表示"愿振臂一呼，远为同声之应……但属力所能至，无不尽力勉为"。并派幕僚易顺鼎"持函渡台"，转达支持之意。他还表示愿从物质上援助刘永福在台抗战，只是由于清廷从中作梗，无法兑现。
主词条:东南互保、
马关和约达成后，刘坤一回任两江。刘坤一素来多病，号称"卧治江南"，于军政事务以持大体为主。言官进言朝廷，提到刘坤一治理两江，深受身边亲随的影响，光绪帝于是下诏告诫他不可偏信，要"振刷精神，以任艰钜"。刘坤一则多次称病请退，均未获朝廷允准。
在此时期，刘坤一对洋务的态度比之前更为积极，如推动江南制造局自行练钢、提议在湖南开采煤矿及自行兴办铁路，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与湖广总督张之洞联名上奏倡议包括军队、经济及教育现代化的改革，又予主张变法的强学会以支持，捐助五千两白银。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政变后，刘坤一强烈反对慈禧太后废光绪帝、改立溥俊的打算，他致书慈禧倚信的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荣禄，称:"君臣之分久定，中外之口宜防。"表示自己"所以报国在此，所以报公亦在此"。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正值光绪帝"万寿"，加恩授刘坤一为太子太保。同年，义和团运动愈演愈烈，清廷决策失误，招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刘坤一、张之洞和两广总督李鸿章、盛宣怀等为保东南安定，与各国驻上海领事签订了《东南互保章程》，使东南各省免受祸乱。光绪帝与慈禧太后两宫西逃陕西，有人提议迁都西安，遭到以刘坤一为首的各省督抚的反对。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刘坤一又与张之洞联名上"江楚会奏变法三折"(由《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遵旨筹议变法拟整顿中法十二条折》《遵旨筹议变法拟采用西法十一条折》与《请筹巨款举行要政片》"三折一片"组成)，主张育才兴学、整顿变通朝政、兼采西法，以扭转清朝江河日下的局面。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两宫回銮后，重新加授刘坤一为太子太保。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刘坤一在两江总督任内逝世，享年七十三岁。清廷优诏赐恤，追封他为一等男爵，赠官太傅，赐谥"忠诚"，允许他入祀贤良祠，原籍、立功的相关省份则另建专祠祭祀。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四月十四日，经江西巡抚瑞良奏请，清廷以刘坤一、曾国荃"保卫江西，功绩昭著"为由，为二人在江西省城建立专祠，列入祀典。
刘坤一从信奉儒家经典的封建士大夫发展成为晚清著名的洋务外交活动家，其思想大致经历了三个转变阶段:1865-1874年(同治四年到同治十三年)为第一阶段，这是思想保守时期;1874-1881年(同治十三年至光绪七年)为第二阶段，对洋务新政的态度由排斥转为间或支持的时期;1890-1902年(光绪十六年至光绪二十八年)是第三阶段，是其洋务思想的成熟时期。
刘坤一身为清廷的南洋大臣、两江总督兼管两淮盐政，再加上刘晚年的勋望，甲午之后实为疆臣领袖、诸侯之长，他的言行举止、价值取向与清廷的决策不无影响。虽然他与康、梁等维新派有一定距离，但对变法维新却深表赞同，他痛心疾首咸同以来的洋务失败，认为当务之急是亡羊补牢，兴学练兵以图振作。戊戌政变后，群臣缄默，唯刘坤一想方设法保护了维新以来的许多成就。民族资本主义在甲午战后到20世纪初年得到了初步发展，南洋省份尤其是苏沪地区的经济发展成为了全国之首，又进而推动了全国的近代化进程，这都与刘坤一的极力倡导不无关系。
保守
从1855年从军到1865年任江西巡抚这十年，刘坤一主要涉足军旅，一则因忙于攻城守地，一则因地位低微，其思想特征尚未完全显露出来。及至1865年出任江西巡抚，且一任九年。赣抚时期，是刘坤一政治事业的初创时期，也是他政治思想的奠基时期。由于客观上僻居内地，且忙于军务，地方兴利除弊成为头等政治目标，故他无暇接触新思想、新事物。主观上，由于他成长于闭塞而又民风强悍的湘西邵阳，不怕死、不畏难、不服输的"宝古佬"气概染之全身;加之饱读儒家经典，具有十分强烈的民族气节;更由于他是通过镇压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而从异途进身为封疆大吏的，较之他人对清廷更多了一份忠诚。基于这样一种文化精神底蕴，"忠君"、"安民"成为他一切政治活动的中心和出发点。早年他从镇压农民起义的亲身感受中，认识到只要弘杨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就能完成政治任务。故而，他对洋务派提出的"洋为中用"、"师夷之技"等思想和做法是不相信的，对洋务派确立的以富国强兵为目标和推行以模仿西方为主的一系列改革措施，表现得不热心，明确反对兴修铁路、架设电线和采用西法采矿。在他看来:"富强之道，茫如捕风击影"，"造炮、制船亦都隔膜之事"，"造炮，我尚得用;制船将与洋人争锋海上，以我所短，敌彼所长，学孺子之射以射孺子，恐终为所毙"，因而"何必多糜金铖，徒为洋人所笑?"总体说来，赣抚时期的刘坤一与其它封建保守官员没有什么区别，一方面励精图治，镇压各地农民起义，以此报效朝廷;另一方面固守传统，对外来文明和西方技术有一种天生的恐惧。
转变
1874-1881年，是刘坤一政治生涯的早期总督时期，先是署理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八个月，后任两广总督四年、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一年半。清末的两广、两江既是政务繁重之区，更是华洋交汇之地，境内不但开辟有通商口岸，而且设有洋人公壤区和租界地。因此，在实际政务中，刘坤一与洋务接触的机遇不断增多而且日见频繁。加之，这一时期正是晚清洋务运动勃兴时期，各项洋务新政措施在全国各重要地区得以推行，并取得了令人刮目的成就。由于形势的逼迫和实际政务中与洋务接触机遇的增加，刘坤一对洋务的认识加深了，对洋务新政的态度也开始有所改变，对一些在他看来于国于民有益的措施，间或也在辖境推行。例如他对使用轮船作为运输工具是赞赏的，并能针对洋务派创办的各制造局生产枪炮、机械等物品"杂而不精"现象提出"各专各艺"的合理建议，同时也十分重视洋务人才的培养。但从本质上讲，他并没有完全摆脱那种守旧思想的束缚，对洋务新政未具信心，往往言不由衷，对朝廷切责推行的洋务新政举措大都流于塞责，正如他自己所坦言:"洋务有何把握?能支持一件则一件，能支持一日则一日而已。
在1875年，刘坤一署任两江总督，又在翌年晋升为两广总督直到1879年，之后在1880年开始担任了两年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从这时期开始，由于因为官职调升的关系，开始接触及认识西方事务(两江及两广总督驻地分别是和洋人商务往还较多的江宁及广州，相反江西只是一个内陆省份)，并对洋务作有限度支持。
成熟
1890年11月，清廷再命刘坤一为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重任两江总督以后，刘坤一从政态度有了重大转变，表现出开明务实的态度。一方面，大力整顿军务、吏治，奖励士风;另一方面积极推行洋务新政。任期内积极经办修铁路、开矿、发展农工商等洋务项目，并提倡西学，改革教育，这一切使之成为后期洋务运动的领袖。
甲午战争的失败，使刘坤一受到了极大的触动。亲历行间的刘坤一，无论是思想、情感都受到了重大创伤，也猛然惊悟。经过一番痛定思痛和对时局的省察，一针见血地指出今日中国要想转弱为强，唯有改玄易辙，变法自图。战后，他向清廷先后上了《策议变法练兵用人理饷折》《请设铁路公司借款开办折》《尊议廷臣条陈时务折》等条陈，成为变法图强的最大宣传者和鼓动者。在他看来，今日中国要想起"贫弱而致富强"，便须"仿照西洋新法，整顿中国旧法"，而"急宜见诸施行者，以铁路、矿务为最紧要"。至此，"学习西法，富国强兵"在其思想中占到了主导地位，他的洋务思想也趋于成熟。更由于其政治地位的日益尊荣，他的洋务思想对晚清政府的影响也日见扩大。
1901年7月，他与张之洞联名上奏《江楚变法三折》，使之成为晚清新政的设计者。成熟时期的刘坤一，其洋务思想具有三个明显特征:(一)以致用为原则，反对务尚新奇。刘坤一十分强调洋务新政的易行、易为，对那些徒耗钱财，只有形式而无实际的举措是坚决反对的。(二)坚持循序渐进，徐图自强。刘坤一为政历来主张循序渐进，他说:"论政之道，原不必尽循尘辙，遇事宽容;然必行之以渐，酌乎其中，乃可日起有功，而无娇枉过正之弊，从未有操之过急，轻试纷更，而能有裨治理者也"。(三)坚持自力更生，以"保自存之利权"。在中国近代史上，刘坤一是比较明确提出"洋务对西洋依赖过重"认识的人。
1902年提出兴学"应从师范学堂入手"的主张。尽管由于当年10月即不幸病逝，刘坤一的这一设想未能进一步细化，然而他的倡议仍然产生了影响。他的接任者张之洞等循着这一思路精心设计，筚路蓝缕，终于创建了三江师范学堂。
东南互保
在清室尚未向各国宣战之前，刘坤一与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铁路大臣盛宣怀等即商议如何保存东南各省的稳定，避免列强有借口入侵;同时密议盘算倘若北京失守而两宫不测，当由李鸿章出任总统支撑局面。清室向十一国宣战后，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和闽浙总督许应骙、四川总督奎俊、山东巡抚袁世凯，即和各参战国达成协议，称东南互保。他们称皇室诏令是义和团胁持下的"矫诏、乱命"，在东南各省违抗支持义和团的命令。
东南互保运动，保护了河北、山东以外的地区避免于义和团与八国联军战乱的波及;同时亦使地方的政治与军事权力进一步扩张，中央的权威大为下降。之后1911年辛亥革命各省在武昌起义后相继宣告独立，与地方势力崛起、中央权力式微关系密切。
改革盐政
刘坤一总督两江之初，枭私、邻私日炽，派捐、加价严重，淮盐衰落。面对错综的局面，他从可行的方案出发，咨商川督、鄂督，实行减川配淮，力图实现淮盐入楚;疏销裁捐，反对盲目增引、加价，休养盐商，提高淮盐品质;缉捕枭私、邻私，剿抚并用，查禁私盐。刘坤一的一系列盐政改革措施，虽然不能解决淮盐疲敝的根本问题，但仍为淮盐的行销提供了相对有利的环境。
甲午战争期间，日军侵占朝鲜后又进犯中国东北。由于前期中国参战部队多为淮军班底而屡遭失败，清政府决定派遣湘军出关对日作战，并任命两江总督，原湘军宿将刘坤一担任钦差大臣，指挥六万湘军出关。1895年1月17日，清军四次企图收复海城，皆失利，2月28日，日军发起反攻，从海城多路追击，3月4日，日军在牛庄重创湘军主力，7日占领营口，9日攻陷田庄台，曾经不可一世的湘军就此在辽河东岸全线溃败。此前，北洋舰队已在威海卫之战全军覆没。海陆两线的全面失败，使清政府趋向和谈。但湘军统帅刘坤一已经清醒认识到日本将成为中国未来巨大的威胁的局面。此时，他提出了对日应采取战略上持久的方针。在给光绪帝的奏折上，他指出:
"赔款割地后果严重，宋朝殷鉴凿凿，天下共知:"坤于新定条约虽未尽悉，要之让地赔款多节，固难允行，后患更不堪设想，宜战不宜和，利害重轻，此固天下所共知，亦在圣明洞鉴。"。
开战有重点:"唯一经决裂，倭心分拥猛攻，自以保京畿、固辽沈为第一要义。""万一京畿吃紧，坤心抽调劲旅，迅速入卫，以保无虞。"
战争形势有利:"但倭奴远道来寇，主客之形，彼劳我逸。近得探报，倭新卒从以老弱充数，饷亦不继。在我只须坚忍苦战，否则高垒深沟，严为守御。倭奴悬师远斗，何能久留。力心势穷，彼将自为转环之计。"
"有钱赔款，不如用兵两年。况用兵两年，需饷不过数千万，较赔款尚不及半，而彼之所费愈多。持持久作战之要，抱一决死战之念，鼓动军心，是最优选择:"'持久'二字，实为制倭要著。诸将一闻和约，议愤填胸，必欲一决死战。坤职在兵戎，宗社所关，惟有殚竭血诚，力任战事，此外非所敢知!"
应当说，刘坤一提出的持久战方针是切实可行的，日军兵力不足，劳师远征，战线拉长，只要中国采取战略上持久的方针，坚定抗日决心，发动民众抗战，不断在战斗中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那么日军最后只能失败。况且当时日本当局也清醒地认识到以现有的武力是无法达到消灭中国的目的的。然而由于主和派势力强大，最终仍然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不过，刘坤一的持久战思想在近代历史上仍有巨大的影响力。
刘坤一在1865年至1875年江西巡抚、署两江总督任内与当时的大部分官吏一样，顽固地排斥新事物，坚决反对与西方国家往来。但在任两广总督，特别是1890年复出后，通过与西洋各国的接触以及对时局的综合分析，其外交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刘坤一认为中外通商己有多年，中国介绍世界地理的著作较多，但其他方面则明显薄弱。刘坤一提出:"我于各国约章律令必须详加考究，不独遇事因应得有依据，日后编纂商律尤资考证 。"所以他致电外部，建议由外部组织各驻外使臣编译各国约章律令，详加考究。其次，刘坤一要求翻译各国历史，可知其世系沿革，强弱治乱之源，"不特周知外交，并可斟酌邦交"。
通过阅读新闻及与驻外使节保持频繁的书信往来，刘坤一时刻关注世界大势，了解各国情况。除了自己做到这一 点外，他还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提出由朝廷派王公大臣、宗室子弟、翰院各部各级京官到各国游历，或自备资斧出洋，并鼓励自筹经费出国留学。归国时统一考察，量才使用，并逐渐形成制度，明定章程:自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起，以三年为限，"凡官阶资序才品可以开坊缺、送御史、升京卿、放道员者必须曾经出洋游历一次，在三年或十年均可"，此类官职不得由未经出洋者担任。
刘坤一的外交主张主要有:
(一)坚持开放，反对闭关，力求主动，讲究实效。刘坤一在近代中国所面临的时代蜕变中，难能可贵地认识到了闭关锁国已经不可能了，故而极力主张中西通好。刘坤一所主张的这种通好，并不是无条件的，而是以中外和约为基础的。在人格平等的基础上，他也主张中外友好往来，希望待之以诚，以此归化洋人。从这样一种观念出发，他对晚清洋务外交中的拖延作法是极为不满的。认为"中外交涉之件，应办便办，不可推辞;可行即行，不宜迟误"，"有格碍者，无妨直告以所难，词尚和平，意须斩截。洋人性虽狡执，往往肯听吾言;纵使未必遽从，亦当持之坚忍，彼无非以兵事恐我，以总署压我，不为所动，彼亦其奈我何?待之以诚，哲之以理，有时机权之用则在操纵合宜;最忌躲闪游移，含糊了事，一以诿之朝延。"
(二)恪守和约，以和约为凭，注重维护国家主权。"恪守和约，以和约为凭"是刘坤一办理中外交涉事件的根本原则，他自己曾总结说:"承乏豫章、羊城，办理洋务，无非恪守旧章，绝无表现之处"。刘坤一办理中外交涉事宜，在"恪守和约，以和约为凭"基础上，特别注重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大义。
(三)借夷制夷，合众夷之力以制夷。刘坤一借夷制夷、合众夷以制夷的外交思想来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合纵联横外交观念，也源于他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充分认识。在他看来，晚清中国国贫民穷，无力与西方各国对抗;但另一方面，西方列强在侵略中国既有合作也存在着较大的利益冲突和矛盾，因而最现实的外交策略就是，运用高明的外交手段，操纵合宜，借夷制夷，才能使中国的利益和主权得以最大限度的保全。所以他主张"不但邻国宜结，即使敌国可结亦结。能结邻国，即多一助我之邻;能结敌国，即少一图我之敌"。
郭嵩焘《致刘坤一沉呼》:去腊入都，敬闻荣督两江之命，以手加额，颂朝廷之明，贤者得位乘时，名业之流传方盛也。失市夫后破照江南吏民相谓，以稳实精炼，度越前型。
张之洞在刘坤一逝世后的奏疏中，称赞他"居官廉静宽厚，不求国尽尼体土示映杂争齐赫赫之名，而身际艰危，维持大局，毅然担当，从不推诿，其忠定明决，能断大事，有古名臣风"。
欧阳辅之在《刘忠诚公遗集》后评价其为"东南半壁，擎天一柱"。
绍昌 《刘坤一祠堂联》:应保半壁地，乃舀九原灵，功无愧乎。君子欤，君子也;可托六尺孤，合寄百里命，利其溥矣。如其仁，如其仁。
赵尔巽主编《清史稿》:刘坤一起家军旅，谋国独见其大，晚年勋望，几轶同侪，房、杜谋断之功，不与褒、鄂并论矣。
刘坤一的作品主要见《刘坤一遗集》，原名《刘忠诚公遗集》，又名《刘坤一集》。来自《遗集》分为奏疏37卷、电奏2卷，书犊17卷，电信3卷、公牍2卷、文集4卷，诗集附联语1卷。叙事色种月去清承伯似吗继起自咸丰八年(1858年)正月，迄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八月。内容包括有关太平天国革命和天地会起义、对外交涉，练兵和海防、中日甲午战争，义和团运360百科动和"东南互保"条约以及财政制度等。于日本吞并琉球、法国侵略越南、戊戌变法等病血升止让异亦有记叙。 有中华书局1959版 、2018年岳麓书社版。
此外，还有其余参与编撰(或领衔)的作品数种，现列出如下:
刘坤一擅写行书。其字结体端正，稳墨色润泽，行笔稳健，疏朗多姿管本边触批纪构曾蒸化句，整体具有一种典雅工丽之美。 有书法作品传世。
刘坤一字岘庄，又位至督抚，故时人称之为"岘帅" 。死后谥号"忠诚"，后人称"刘忠诚公"。
左宗棠。刘、左二人同为塞防的代表，始终关系密切，刘坤一不但帮左宗棠筹集了巨额军费，还多次上书支持左宗棠的塞防主张。刘坤一的外交思想也深受左宗棠的影响。
郭嵩焘。刘坤一与郭嵩焘书信往来频繁 ，两人般木斯注境超吧星态基纵谈洋务事宜 ，刘坤一很赞同郭氏的洋务理论。郭嵩焘被保守派打击回乡后，刘坤一还倒六上书力荐郭氏到总理衙门任职。
《清史稿》卷413《刘坤一传》
关注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