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元文(1634年-1691年)，字公肃，号立斋，江苏昆山人。探花徐乾学、徐秉义之弟，兄弟三人皆官贵文名，号称"昆山三徐"、斋号"集义居"。
清东我挥无顺治十六年(1659争饭核艺清年述年)进士第一，顺治帝称徐元文为"佳状元"，赐冠带、蟒服、乘御马等，授来自翰林院修撰。康熙十八年仍掉抗杀市种玉色，出任修《明史》总裁，荐万斯同入史局。升国子监祭酒，充经360百科筵讲官。康熙称赞他:"徐元文为祭酒，规条严肃，满洲子弟不率教者，辄加挞责，人人敬畏。后人不能及也。"后任左都御史，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兼翰修利复快参希林院掌院学士危弦装负句味者识。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尼布楚条约》签订后的隔年，清廷差班区抓好地哪想冲为建立界碑，用汉、满、蒙、拉丁、俄五种文字将条约刻于碑上。刻碑汉文由徐元文此面创掌补劳历根据《实录本》润饰写定，前有徐元文所写序言。《清朝通志》《清朝经世文篇》《中俄约章会要》所载即为徐元文汉文本，一共有六条。徐元文与其兄长徐乾学、徐秉义都是进士出身，很有名望，号称"昆山跑民继机各引四群山三徐"。顾炎武曾勖勉徐元文:"有体国经野之心，而后可以登山临水;有济世安民之略，而后然利可以考古论今。"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江南江西总督傅拉塔弹充防按粮聚盐劾徐乾学及其弟徐元文不法之事共十五款，被解职。闰七月二七日"惊悸呕资府席绍假办血而死"，享年五十八岁。著有《含经堂集啊积艺套》《得树园诗集》。
徐元文在少年时代就非常喜欢读西书学习，14岁时经考试被录取为当地生员。他所读的书以六经(即《诗》《书》《礼》《易》《春秋》《乐》六部书)为主，也常读诸子百家的著作，力求明了事理，护看转苦修克轴听研啊略经世致用。对"举感气为苗子家言"，则有选择的去读。当时昆山所在的吴中地区，继承了明末东林党复社的遗风，盛行以文交往结社。徐元文兄弟三人也相约组织了文社，并命名为"慎文"、后改为斋号"集义居"。他们厌恶时俗曲薄，提倡古学，一时间，各种谈论学问的文章纷纷效仿徐氏兄弟的文风。
清顺治十一年(1654年)，徐元文在乡试中考中举人。顺治十来自六年(1659年)，在殿试中又高中进士第一名。汽读史图术如提汽当时他才21岁，顺治皇帝福临在乾清门召见了徐元文，对他抚慰有加。因宫后福临高兴地对孝庄皇太后说:"今年我大清得了一位好状元。"下旨赐予徐元文冠带、蟒服，任命徐元文为360百科翰林院修撰。
徐元文在翰林院的任职期间，多次被顺治皇帝召见。有次他扈从顺治皇帝到西苑，顺治皇帝特赐他乘坐御马。他特意写下"空传枚马金机求取反赵席听硫挥门侍。只倚雕虫事武皇"的诗句以记此事。有一天，徐元文随顺治皇帝造访僧斋蕉园方丈，向方丈请教佛家典籍，事后，徐元文对方丈没有表示谢意。顺治皇帝也没有难为他，却说:"此人大有执建见解，他当状元是朕亲自选拔的。"
翰林院的日常事务很简略，徐元文就利用空闲时间研究学问。他不但钻研诗文，且努力通晓历史，求本探源，总结可以借鉴的历史经验。
自清初以来，江南地区拖欠钱粮现象一直非常严重。康熙初年，皇帝责成当操难存协尔印转厂球凯地巡抚，按察使严加查办，江宁巡抚朱国治细加勘查得出一个数字:苏州(府治今江苏苏州)、松江(府治今上海松江)、常州(府治今江苏常州)、镇江(府治今江苏识谓镇江)四府，未交齐钱粮的文武官绅共计13517名。徐元文也在其列。依照惯例，对徐元文映乱斤应予以处罚，降职调任銮仪卫。徐元文以此事为借口请假回家，分辩解释这件事情的原委。经过四年的时间，事情终于澄清，才恢复了徐元文的力胶称宪罗滑可原职。康熙八年(1669年)，徐元文充任陕西乡试主考官，他主持陕西乡试期间，注意选拔人材，被录取的多数是政治上无所攀援，出身于下层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或贫寒之士，在陕西很有影响，陕西有人甚至这样说:"士子能够刻苦勤奋读书，就是差从徐元文这次主持乡试开始的。"接着迁任他为秘书院侍读。
康熙九年，徐元文升任国子监祭酒，充任经筵讲官。他感慨学校废驰，毅然以师道自任，他认为:"自古人才盛衰，全看学校的兴废。汉唐以来，太学子弟都是认真选拔、精心培育的，所以人才兵兰甲双辈出，清自开国以来，推行尚文皇道的政策，但是每年入太学的，除了官荫以外，只有缴纳贡品一条途径，由府、儿新间那京触赵第至迫州、县学推荐入监的学生寥寥无几，而且多为年阶举历齿颓废之人，所以难于成材。"他请求按照顺治八年和十一年的旧例，让各省两年或三、五年推举一批优等生，选送品学兼优的青少年入太学。并请求按照顺治时的办法，各置省乡试，取副榜生若干名，送入太学。这样，各地的才智出众的学士都集聚于太学，对培养经世致用的人才大有好处。他的建议被采纳，并颁布实施。对于捐纳一事，徐元文说那是因为平定"三藩"(吴三桂、尚可喜之子尚之信、耿精忠)叛乱所需的军饷既多又急、朝廷迫不得已采取的权宜之计。他请求等到收复云南后，立即降诏停止捐纳。
他指出捐纳造成四大弊端:(一)官府养士育才没有凯面见内比质量更重要的，而捐纳却造成了官员平庸冗杂;(二)因更矿何由官府主持的考试是入太学的正途，学习期满考取太学，必须学习三门科目，用九年的时间。而捐纳者就不计年限，随捐随考。这就形成了对依靠正途考取的学士严厉苛刻，而对捐纳入太学者却优先照顾。这样，势必会"沮寒士攻苦之心，长富儿骄情之气。"(师须慢义包星福继有太倒三)质量观念和考取方式已经混乱，而原来又没有把不称职的差等生革除的先例，考课难以进行，学士之风日益淡薄;(四)历年来吏部考核官员授予职衔，需要派任州县助理方面的职员不少于数千人。考取途径积弊很多，补缺授职的日子遥遥无期。可是一经授职，就会着官服、坐车乘轿，一副官太爷模样，招摇乡里。这样选官制度混乱，朝政实在让人忧虑。疏上，皇帝令吏部商议，最后决定:捐纳之事"自河工外，得一切停止。"
徐元文就任国子监祭酒四年，任职期间各种规章制度得以认真遵守执行，端正了学风。他还同其他学者一起致力于教授众监生，徐元文举止文雅端庄，学识广博，他的讲解流畅明了，声音洪亮，学生们都很敬佩。他离开国子监以后，康熙皇帝曾经对群臣说:"徐元文为祭酒，条规严肃，满族子弟不认真学习的，也一定要加以斥责，甚至鞭挞，至今监生们还畏服他，以后难得这样的人了。"
康熙十三年(1674年)五月，徐元文升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重修《太宗实录》副总裁。第二年四月，改任翰林院掌院学士，兼礼部侍郎，充任日讲起居注官。每天在弘德殿进讲，颇受康熙皇帝赞许。熊赐履任经筵讲官时，"非尧、舜之道不讲，非儒家经典不言。"他盛誉孔孟程朱之学，视为思维和行为的准则。这时康熙皇帝已经22岁，讲官谈论的儒家学说，已不能满足他的要求，他很想知晓历代王朝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他对讲它们说;"朕孜孜不倦求学的目的，无非是想明白义理，对治国有所帮助。朕学过的道理很希望能实践一下;仅仅玄谈义理，不是朕所追求的。"有一天，康熙皇帝对徐元文说:"《四书》屡经讲解，已通晓文义，每观《资治通鉴》，详细地记载了前代得失，很有种子治国理民，应与《四书》掺杂讲解"。于是徐元文从《通鉴纲目》中选择那些有关国君的品德，治国理民的方式的事例，让翰林院分别撰写讲章，他亲自审订，按照顺序为康熙皇帝讲读。聪明好学的康熙皇帝仍感到不满足，便规定讲官讲完以后，他也讲解一番，相互切磋，徐元文对此很高兴。在他进讲时，采用先儒的评论，加上自己的看法，推理发挥，务求重点突出，观点鲜明，结合现实问题立论。这一年的经筵讲读结束后，徐元文把讲义呈给康熙皇帝，希望皇上经常浏览，进一步体会。康熙皇帝对于徐元文等人讲授的《通鉴》非常满意，称赞他们览讲的各章都很精当详细。对于他的学问和处理政务都有很大帮助。为了表达他是尊师重教的，特令徐元文等讲官一讲结束后，免于行礼。
康熙十五年冬，徐元文母亲去世，去官回家服丧。康熙十八年，设立史局。二月，徐元文丧服尚未满，康熙皇帝诏令他出任《明史》监修总裁官。他到任后，请求征购民间遗书文献，推荐李清、黄宗羲、曹溶、汪懋麟、万言等共同编纂，吏部没有批准。最后，是康熙皇帝下诏批准了他的建议，但因李清、黄宗羲、曹溶三人年事已高，没能参编。
康熙十九年，徐元文升为都察院左都御史，兼经筵讲官。受命任职那天，他到乾清门谢恩，康熙皇帝降旨嘉奖他从前的讲解之功，赐给他手迹3幅，其中一幅写的是"鸢飞鱼跃。"
徐元文在中央官署任职，遇事敢言，从不阿谀奉承。有一次，朝中举行九卿会议推举江西按察使人选，有人推举兴泉道张仲举，御史唐朝彝极力宣扬说，张仲举在福建没有做出好的成绩。九卿准备上书弹劾唐朝彝，可是副都御史李仙根、给事中李宗孔二人不愿在书上签名，于是连这两人一起弹劾。经吏部商议，把李仙根、李宗孔降五级调用，将唐朝彝革职，康熙皇帝认为对他们的处分太重。徐元文上奏说:九卿会议推举人选，本是朝廷中正当的讨论，大家各抒己见，怎能怕有分歧呢?因意见不一致，就对他们如此处分，如果所推举的不是有才能的人，那谁还敢提出驳议与更正意见呢?而且从原则上讲通过科举途径考中可以成为后备官员的，在公布名单时，必须全部列上，在讨论推举官员时，应当允许对所推举者提出相反的意见，如果任凭一二名势力大且强暴者对持反对意见的人妄加抨击，众人只能随声附和。这样的话，后果不堪设想。康熙认为有道理，应对他们免予处分。徐元文再一次上奏说:"凡是免予处分的，都是有罪之人，但是皇帝圣恩予以宽免。唐朝彝等人却是无罪之人，如果圣旨只说不必处分，就周全多了。"康熙同意了他的建议。
当时三藩之乱即将平定，吴三桂的几十万叛军陆续投降，如何处置他们关系重大。徐元文上疏说:"对于受胁迫而参与叛乱的人，应格外施恩宽赦，允许他们悔过自新。但如果让他们留在云南，却不是长久之计;移调到其他地方又耗资巨大;如果改换将领，会导致兵将的互相猜疑，终将留下隐患;划归各旗，又怕难以管理，所以应该区别对待。凡是可以留用的，应该与绿营、八旗将士一样录用，剩下的一律遣散为民，由各道安置，参加生产。这样既可以减少俸们的开支，军需用品也可以逐渐宽裕。至于耿精忠、尚之信、孙延龄的老部下与嫡系，尤其应予解散，决不能让他们仍用藩旗的名目。三藩作乱期间，受害严重的是广东、福建、云南、贵州等省，叛贼在这些省份广征关税、贸易税，加重盐税，圈占了大量土地，无恶不作。现在，三藩已相继被消灭，而他们占夺民利破坏国政的事却由来已久，现在，朝廷大军势如雷霆，该处百姓渴望早日救他们于水火之中。应当先发布敕令，命令将军、总督、巡抚自进入贼境之日，马上废除以往所有的苛政。"康熙皇帝对这些建议很赞赏，下令讨论实行。
三藩之乱平定以后，有的大臣对康熙皇帝歌功颂德，请求登封泰山，而徐元文独持反对意见，他认为国家当务之急，不是搞那些礼仪活动，而是"振纲纪"、"核名实"、"崇清议"、"厉廉耻"，乘此武定功成之时，应该明白告谕大小官员，清除疑虑，共成千秋大业。革除沿袭下来的苟且积习。不要安于现状，要奋发进取。疏文写好后，同僚们觉得他的言辞太直，劝他不要上奏。而徐元文却坚持己见，毅然上奏。康熙皇帝对徐元文的建议颇为称赞，认为是合理的。于是登封泰山的典礼就被免除了。
清朝初期曾经多次下令清查大户人家隐占土地，来充裕国库的税收。规定:凡查出隐占田地的人户，或充军，或下狱。州县官吏为了升级进爵，捏造事实上报，以冒领功俸，这种现象不断出现，造成极大危害。徐元文通过查访得知:隰州蒲县(今属山西)庠生王命新、曹大明被迫出卖子女，康生贾松平竟把自己卖到平阳军营，夫妇同去服役，来交纳赋税。因此，徐元文极力陈述朝廷下令清查隐占田亩案，在具体实施中的弊端，他说:"有些土地，本来就是无主的，不是人们有意隐占不报。地方官吏谎称是诡诈的人隐占，错误的依靠惩罚人来解决问题，实际上是把无主之地强行摊派于人，然后借此搜刮钱财，敲诈勒索，到现在这种做法已沿袭多年。百姓不堪其苦，许多人举家逃亡。这样做名义上给国家增加粮产，实际上是虚耗粮产;名义上是清除弊端，实际上这才是弊端的根源"。督抚们在做之前共同进行欺骗，在做了之后又为做的事作掩盖。徐元文极力请求进行整治:"凡是以前假报的，实行自己检讨、主动坦白和互相检举，这些姑且予以宽免，始终掩盖不讲实情的，应加重给予治罪"。徐元文任左副都御史3年，兢兢业业致力于重振纲纪，整顿吏治。
他与同他同属一个等级的官吏相处非常融洽、和睦，但是遇到问题却敢于极力争辩非弄清楚不可，没有什么顾忌。关系到八旗之内的事，众人大多退缩畏惧，不敢直言，唯独徐元文敢于讲话，敢于坚持自己的主张。先后上奏弹劾福建总督姚启圣纵恣橘诈，妒功喜能;浙江副都统高国相纵兵虐民，两淮巡盐御史徇私包庇贪官。将军马哈达提出民间有很多隐名逃亡的人，请求自行拘捕，不移交地方衙门。徐元文认为不能这样。他说:文武兵民的划分，历来如此，以拘捕窝藏的逃犯为名，辗转倾害，必将扰民。满员大臣主张，应当命令以将军为主和督抚共同协商去处理。徐元文认为:这样仍然是将军为政，应当以督抚为主会同将军去处理。双方争论不已。最后，康熙皇帝听从了徐元文的主张。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冬，九卿会议推举道员王垓、胡悉宁为湖北按察使。康熙认为两人人才平庸，追问是由谁推举的。为此事，徐元文受到牵连，但是他并没有申辩，吏部商议将他降三级调用。徐元文为修史，终田孜孜不倦，经过一年的努力，完成十分之六七的传记，缮写7卷本纪，撰稿15卷列传，呈进宫内。
关于南明诸王及其史事如何处理，是《明史》编纂过程中，政治影响很大且非常敏感的重要问题。一些参与修《明史》的人出于种种顾虑，主张以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明朝覆灭为下限，南明的诸位皇帝不必写入。徐元文认为应该写入。他上疏说:"南明福、唐、桂三五的事迹，不能不写，请准许援引《宋史》对益、卫二王和《辽史》对耶律大石的处理为例子，《明史》的编写，本纪家。"徐元文的意见最终被采纳。
徐元文认为，吏治清明首先要严格官吏的选拔，清朝初年连年用兵打仗，国库已告贫匮，于是决定实行捐纳授官。规定凡是捐纳做官的人，任期满3年以后，称职的给予升迁或转任，不称职的则予以罢免。但是，却没有坚持实行下来。后来又规定3年满期，如果再有捐纳，则一律升迁转任。这样实行捐纳就造成了吏治腐败。那时各部寺院有数千名笔帖文书一类的小官，他们一致要求依照旧例捐纳当个州县官吏。徐元文极力主张不可以这样。有些人惧怕激成事端，主张让步，满员大臣也好言相劝。徐元文和他们争论了3天，他对同僚们说:"这事除此别无它法，若出了事，由我一人承当，决不连累大家。
康熙二十三年二月，康熙皇帝又命他专门管理史局，负责监修《明史》。当时，史局已建立5年，但修书未成。这时他既然不参与政事，于是便专心修史。他取来史局的人们所写的纪传稿，考订史实，参用诸家之说，以年为经以月为纬，亲自编辑。如果遇有疑难问题，就写信花钱请来熟知前朝典故的人，虚心求教，细心商榷，经常直到深夜。
《含经堂集》
《得树园诗集》
哥哥:徐乾学、徐秉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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