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通过大量例子具体讨论翻译过程中出现的文化信息的失落与变形、\"创造性叛逆\"、翻译文学的承认以及翻译与政治意识形态之关系等译介学问题。
译介学 作/译者：谢天振著
出版社：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年02月
ISBN：9787810465267[十位:7810465260]
页数：336
译介学是比较文学视野下迥异于语言研究的跨文化研究.本书通过大量例子具体讨论翻译过程中出现的文化信息的失落与变形、"创造性叛逆"、翻译文学的承认以及翻译与政治意识形态之关系等译介学问题.
译介学，从宽泛意义上来讲层手景会重，就是指从文化层面上对翻译，尤其对文学翻译所进行的一种跨文化研究。随着当前各民族之间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已经有学者预言，这种研究将成为二十一世纪国际学术界的热点。
序一
序二
绪论
第一来自章翻译和翻译研究中的文学传统
第一节西方翻译360百科史上的文艺学派
第二节俄国翻译史上的文艺学派
第三节中国翻译史上的文艺学派
第二章二十世纪文学翻译研究远六要超稳的趋向
第一节文学翻译的空间发达
第二节不仅仅史语言学派
第三节苏联与欧盟--强劲有力的文艺学派
第四节中国:文学翻宽球推乙规译主体意识的觉醒
第三素章文学翻译的叛逆性翻译
第一节文学翻译的创造性与叛逆性
乡到子至第二节媒介者的创造性叛修行往话径定读逆
第三节接受专从责法信声凯者与环境的创造性叛逆
谢天振，1944年3月生，浙江萧山人，美更鲜振决肉虽矛汽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翻译理论家。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翻译研究所所长，《中国比斤质较文学》季刊主编，《中国翻可促唱译》编委，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暨翻译研究会顾问，上海翻译家协会理论组组长，中国翻译协会翻译理论与教学委员会委员，国际比较文学协会翻译委员会委员。复旦大学兼职博士生导师(比较文学译介学方向)，北京大学、暨南大学、四川大学、四川外语学院等校兼职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比较免洲料国测江眼市衡致文学研究中心顾问。
告宪一、译介学在中国的提出及尴尬
目前,从比较文学和文化角度进行翻译研究被国内学界普遍称为译介学,置于比较文学之下。译介学倡导者首推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翻译研究会会长谢天振。谢教授自20世纪80年好联冷七司它依代下半期起开始发表善哥棉流真价轴找译介学系列论文,1993年在国内出版第一部译介为核己学专著《译介学》,得到众多学者的肯定。贾植芳认为,《译介学》的研究,不仅在国内处于学术的前沿,即使在国际学术界,也同样处于学术发费宪速北色便春观钟展的前沿。《译介学》的出版,揭液散顶地序开了从比较文学和比较文行货现传化角度研究翻译的新层面,开拓了国内翻译研究的新领域。①王向远认为,谢天振从比较文学切入翻译研究,逐步系统地建构侵空了译介学的理论体系,在比较文学及翻译研究界产生了相当的影响。②目前,译介学的提法在国内已经被广泛采纳,大多数比较文学论著和教材都有专章论述译介学或译介论。比如,陈惇、孙景尧、谢天振主编的《比较文学》(1989)首次将译介学纳入全书的框架体系中;张铁夫主编的《新编比较文学教程》在“影响研究”下,把“译介学”与传统的“流传学”、“渊源学”和“媒介学”并列进行评介;曹顺庆教授在2003年主编的《比较文学论》中把“译介学”归在“媒介学”下,在2006年的《比较文学教程》第二章“变异研究”中从“文学变异与文化过滤”、“译介学”、“形象学”、“接受学”、“文学的他国化研究”等角度探讨比较文学研究中的变异研究;而杨乃乔主编的《比较文学概论》(2002)则把“译介论”列为专章讲述。由此观之,译介学概念及其内涵、外延已经确定,并深入学术重地,译介学研究也成为当下学术发展的增长点和推动力。
尽管这个概念在学术权威的推动下逐步成为公认的学术史实,但是我们不得不怀疑:这个概念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合法性和有效性,其内涵、外延以及自身逻辑边界是否清晰,它的能指与所指是否有矛盾,其与西方的翻译研究概念的异同何在?张宁在很大程度上暴露了译介学与翻译研究这两个概念在使用上的混乱:“‘译介学’的法文对应词应是latraductologie,词根由‘翻译’与‘学问’两部分构成;而英文常见的说法则是TranslationStudies,可直译为‘翻译研究’或‘翻译学’。总之,它是关于翻译的学问。译介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包括文学翻译、翻译文学文本和翻译理论三个方面。由于它所关注之重心在于两种文化转换中的语言媒介,故被称做译介学,亦可称之为译介理论。”①这显示了译介学作为一种翻译研究学问在外延和内涵上与比较文学关系的混淆;而廖七一甚至认为,时至今日,“译介学”仍无法找到相应的英文术语,使谢天振教授面临杜撰术语“Medio-translatology”的尴尬;西方至今仍然没有与译介学理论相关、较为系统和完整的专著问世。②那么,译介学为什么会遭到如此尴尬,西方为什么没有出现“Medio-translatology”的术语和专著呢?真的是西方翻译研究界和比较文学界缺乏这种创新吗?凡是进入比较文学视野中的翻译研究都可以称为译介学吗?让我们针对当前西方翻译研究现状作一番梳理,来看看其中的究竟。
二、进入比较文学视野中的当代西方翻译研究流派
我们知道,文化转向使翻译研究的众多领域都进入了比较文学的视野,并具有文学、文化研究的性质。与语言学派以原文为中心不同,文化转向以来的翻译研究另辟蹊径,把目光投向了译本,逐步形成了“译本研究派”(或称“翻译研究学派”)。该派关于翻译理论的许多语料都是文学性的,都是基于比较文学的研究需要提出的:“‘翻译研究’学派所从事的研究是在比较文学的框架下进行的,它力图解决的问题正是比较文学所要解决的问题,使用的也正是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③王东风、钟钰将成立于1976年的TranslationStudies学派译成“译本研究派”,该派的主要特点是采用历史描写主义的方法,对译本生成的文化和诗学意义以及译本生成与文化背景的互动进行描写,因此,其理论导向以描写性为主。该派以强劲的势头很快便把语言学翻译研究推出了舞台。论者指出,由于历史和习惯的原因,使用这个术语的学者大多有比较文学的学术背景,他们将比较文学中文本研究的方法用在文学翻译研究上,其主要的方法论就是译本研究,从而形成了与传统翻译理论所不同的独特的视角和方法论。④简言之,相对于翻译研究的语言学派,译本研究派注重以译本为中心宏观历时地描述翻译的功能,具有鲜明的文化意识,是多个相交相迭的分支流派的合称。具体来说,该学派大致包括霍姆斯(JamesS·Holmes)代表的早期译本研究派、埃文-佐哈尔(ItamarEven-Zohar)代表的多元系统学派、图里(TouryGideon)代表的描写或常规学派、巴斯奈特(SusanBassnett)和勒弗维尔(AndréLefevere)代表的文化学派、斯内尔-霍恩比(MarySnell-Hornby)代表的综合学派、韦努蒂(LawrenceVenuti)代表的解构学派、西蒙(SherrySimon)代表的女权主义学派、尼兰加纳(Te-jaswiniNiranjana)代表的后殖民主义学派或国际政治学派等。而且我们可以发现,这些西方翻译研究流派与译介学在比较文学的关系互动上其实是背道而驰的,在概念的内涵、外延与逻辑上有着互逆的对立关系。下面试以西方翻译研究流派的具体特征与译介学特征进行比较。
霍姆斯从比较文学的立场出发,认为翻译者的目标是双重的,“翻译出来的文本一方面必须是原诗的译本,同时它也必须是可以在译语中单独存在的一首诗歌”⑤。许冬平、王东风在评论霍姆斯的贡献时指出:译本研究派应研究分析译文(作为从属性的文本)与原文的关系以及译文(作为原生文本)对目标文化中文学传统的影响。因此,霍尔姆斯“描写分支”中对翻译进行描述的方法很快为译本研究派所推崇。①霍姆斯开创的译本研究派已经成为当代翻译研究的主流,使翻译研究与比较文学、文化研究融为一体。多元系统论是针对文化、文学层面的,对比较文学非常偏重。张柏然、辛红娟认为:“多元系统论把翻译结果作为研究对象,研究文学翻译与整个文学体系和文化体系的关系及其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其实质是研究译入语文化对以翻译为媒介的外国文学的接受问题以及该翻译文学对译入语文学和文化的影响问题。外国文学的接受问题实质上是一个文学史问题,确切地说,是比较文学的问题,主要研究一个民族在接受外国文学时接受什么、怎样接受、接受的效果以及接受过程中的各种因素和现象。”②多元系统论注重探讨历时的演变与发展,试图探索经典化与非经典化、主要与次要、中心与边缘等文学类型的互动关系,这些对文学翻译研究和比较文学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描写翻译学派(亦称“常规学派”)的骨干分子都有文学研究的背景,对比较文学与文学史有浓厚的兴趣,并利用自己的影响,在比较文学界扩大翻译研究的作用、提升翻译研究的地位。图里以多元系统理论为框架,提出以译语为中心的翻译观,认为描述性翻译研究的根本目的是发现制约翻译活动的潜在性规范。该论产生于对同一原文在不同历史时期由不同译者翻译的文本所进行的比较研究。而这与比较文学的研究并无二致。特奥·赫尔曼斯最先把“操纵”观用于翻译理论研究。之后勒弗维尔的《翻译、重写和文学名声的操纵》等又发展了这一理论。关于操纵学派及其与比较文学的关系,斯奈尔-霍恩比做过这样的总结:“操纵学派的著作着重描写和分析译本,比较同一著作的不同译本,着重调查不同译本的接受并追溯广阔的历史调查;总之,除了所研究的翻译作品不是原作外,操纵学派的著作与比较文学的传统研究有许多共同点。”③巴斯奈特和勒弗维尔把翻译置于文化研究的广阔背景中,强调历史意识和文化观点。二人把翻译和翻译研究的学术地位提升到了相当的高度。在他们看来,译文与原文享有平等的地位,有时甚至会超过原文。译者作为翻译活动的主体,被提升到了“操纵者”的地位上。他们在1990年出版的论文集《翻译、历史与文化》中正式提出了“翻译的文化转向”这一口号。该文集对文论、比较文学、文学史及翻译学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文化学派试图寻找系统制约翻译文学文本接受、认可和拒斥的非常具体的因素,即诸如权力、意识形态、体制和操纵的问题。这些正是翻译研究和比较文学发生文化转向后所要面对的问题。斯奈尔-霍恩比的《翻译学的综合研究法》(1987)客观地分析了相关学科,如语言学、比较文学、心理学、哲学等对翻译研究的影响。霍恩比批评莱比锡学派将翻译研究视做应用语言学的分支,同时又批评操纵学派将翻译研究视做比较文学的分支。她吸收了两派理论之长处,强调翻译是一门独立学科。她强调文化背景对翻译研究的重要作用,指出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活动。“综合学派”主张将文化、历史、社会、文学和区域研究等综合起来研究翻译,突显翻译研究的跨学科、跨语言和跨文化特质,这为跨学科翻译研究开辟了途径。④劳伦斯·韦努蒂将翻译的归化/异化放在后殖民的语境下来考察,揭示翻译话语中的民族中心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的实质,提出了异化翻译策略。异化是对当今世界事务的一个聪明的文化干预,是对民族中心主义、文化自恋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的一种抵制,有利于在全球地域政治关系中推行民主。⑤解构主义理论对当前翻译研究文化转向产生深远影响,反对西方文化霸权成为翻译研究和比较文学共同面对的主题。此外,比较文学与后殖民翻译、女性主义翻译对东西方、男女之间不平等权力关系、文化形象再现等的研究都有着很多重合和一致的地方。
通过对以上学派的内涵和特质进行分析就会发现,译本研究派都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进行比较文化研究,也就是说翻译研究并不从属于比较文学研究,而是相反。译本研究派与“译介学”概念其实就是一种互逆的关系:西方翻译学派注重的是翻译本体和语言本体,比较文学从属于它,而“译介学”注重的是比较本体,它从属于比较文学研究。那么,同样是翻译研究,为什么东西方在它与比较文学研究的从属关系上观点却截然相反呢?这值得我们反思。
三、译介学反思
谢天振认为,《译介学》是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出发对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进行的研究。严格而言,译介学的研究不是一种语言研究,而是一种文学研究或者文化研究,它关心的不是语言层面上出发语与目的语之间如何转换的问题,而是原文在这种外语和本族语转换过程中信息的失落、变形、增添、扩伸等问题,是翻译(主要是文学翻译)作为人类一种跨文化交流的实践活动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和意义。①这样来看,其内涵正与当前西方译本研究派重合。译介学学科建构中包括创造性叛逆、翻译文学史等全部涵盖在译本研究派之内。可以说,所谓译介学不过是译本研究派的整体挪用。译介学的内涵还意味着,文化转向以来30多年的西方翻译研究及其所努力做出的学科建构仍然只是比较文学的一部分。但是,随着接受美学、解构理论和文化研究的兴起,翻译研究的地位得到空前的提高,翻译研究与比较文学的关系也因此发生了根本转变,翻译研究属于比较文学研究分支学科的说法受到质疑。巴斯奈特甚至提出:“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已经过时了。女性研究、后殖民理论和文化研究这三个方面涉及的跨文化研究,已经改变了文学研究的面貌。从现在起们应把翻译学视为一门主要学科,并把比较文学视为其中的一个有价值但却是辅助性的研究领域。”②中国学者虽然反对,认为这种观点“混淆了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翻译研究与作为比较文学一个研究分支的翻译研究之间的界限”③,“比较文学所从事的并不是一般的跨文化研究,而是跨文化的文学研究,我们所谈的翻译也不是一般的翻译而仅指文学翻译,因此,对比较文学学科来说,翻译永远是其十分重要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但从学科定义出发,永远不会有巴斯奈特所说的那样的颠倒”。④但是,译本研究派中的多元系统派、文化派、女性主义派和后殖民主义派与译介学研究几乎完全重合,而将这些派别置于比较文学之下显然有悖于西方学界的初衷。也就是说,将译介学置于比较文学之下实际上就是将译本研究派即文化转向翻译研究30多年的成果置于比较文学之下,这等于否定了西方学者所有的努力。从整个西方来看,在比较文学濒临危机,广大学者大张旗鼓提升翻译研究地位,迅速扩充翻译研究内涵,积极建构翻译研究学科的时候,自然不会再将翻译研究归于比较文学之下,因此西方所谓译介学的称谓也就无从谈起了。
关注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