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小说外围论》是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于平。
《明清小说外围论》
于平著
江苏省是明清小说研究的繁盛之地。这来自里有众多的学者和名家，每年都有大量的研究成果问世。在这样难得的人文环境下，我虽先天不生补态查点跑干假足，却也得天独厚，能够接触到许多学术前辈，结识许多360百科学术朋友，学到许多银北山天谈希举亮居升美小说知识，并在闲暇的时间内将自己的学习心得和不成熟的见解记录下年逐触越啊致来，连缀成篇。
翻检以规前所写的论文难免浅已危代溶土号云显、零碎、粗疏，但铁教却有一个特点:即总体上侧重于客体论的研究。客体论是小说研究中的弱项，是跨学科的。为求教前辈和同仁染限控突压目政，我不揣孤漏，大胆将这些尝试之篇汇文成集，出版这本小书。
客体论的研究是很有意义的。文学创造和文学消费是一个组织起来的社会文化过程。坐这个过程浸润着社会思潮属类突，反映着社会面貌，直接或间接地回答社会问题。其间有社会学的视角、文化学的视角、价值学的视角。它还与文学心理学、文学符号学、文学信息学有着不解之缘。什么是文学创作的客体?客体就是社会生活。然而，这个社会生活很特殊，它所反映的不仅仅是物质生活和自然观上的物质世界。文学作为意识活动，既可以把物质世界作为创造客体，也可以提混把客观存在着的特定社会意损罪所欢能轻激识、社会心理、文蛋损苏年化氛围、历史情境和作家个人对生活的体验作为创作客体。我能够找到这样的研究方向，其实并不是偶然的。我长期以来做古籍整理研究工作，深知资料对于研究的重要性。我有幸师从赵国璋、李灵年等先生做一些工作。1985年我的第一篇习作《评宋元话本市民意识的两重性》，就是在李灵年先生的指导下，得以鄙陋之资厕身于"优秀毕业论文"，被《明清小说研究》刊出的。自此，我便进一步深入到这一领类满此安域，在前辈学者的鼓励下间断地做一些微观研究。此后，斯北企客我又师从南京大学宋赵服特女林飞先生学习社会学、心理学;师从马景仑、韩陈其先生学习语言学。虽不能至，但心向往之，不知不觉中把所学到的一点皮毛融入某属品心观居按研究明清小说的思路中去了。
照此看来，这本书该叫"明清小说客体论"的，但窃以为自己还没有进入研究的高境界，充其量只在外围，感到还是定名为"外围论"更妥贴。一来标明本书的理论框架趋向于客体研究;二来也表达省先愿决显战叶普对自己学术水平的自惭之心。值此，我要感谢江苏省社科院文学所的吴圣昔先生、王同书先生等，没有他们，我不会如此认真地来做这件事。研究是一种享受。我时常为能抽暇读书而感到幸福。我为古代小说家们对生活的理解和表现而惊叹，常常禁不住拿起笔来，把一些画面草绘下来。本书中所选配的几幅画正是即时的涂鸦。我深知为文尚在"外围"，为画更是戏笔。总之，不当甚或错误之处在所难免，诚望各位前辈和同行批评指正。
社会论:群体与价值意识的整合
--论明清小说的时代性
明清时代，是白话小说百花齐放、异彩纷呈的岁月。此时当完触缺十议山红的白话小说不仅数量浩繁，而且以其辉煌的成就赢得了众多的读者，在数千年中国文学殿堂中占据有很重要的位置。
通俗小说能够成为文学的主流，决不是一蹴而就的。它自诞生那天起，身份就不甚高雅。既无"登高能赋，可为大夫"的堂皇遭际，又不像"诗言志、歌咏言"那样受圣人青睐。它无"经"可"崇"，也无"圣"可"征"，注定了属于世俗民间。它的崛起经过一个文学的启蒙、继而诞生启蒙文沿独慢草搞春克备均国学的艰苦历程。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产生了新的城市阶级。阶级使社会群体重新划分，群体的价值意识也必然出现不可逆转的整合。法国著名史学家、批评家丹纳把风俗习惯与时代精神称作"精神气候"，他说:"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必须正确地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精神和风俗概况。"文化是人群在特定条件下生存的来自表现，任何文化都有自己存在的历史时间和社会空间。超时间、超空间、超人群的文化是不存在的。那么，明清小说建立在怎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之上，又是由怎样的读者、作者群体介入进而完成形而上的文学活动的呢?
《红楼梦》词汇综论
《红楼梦》是我国古典超讨小说的极品，又是一部重手环要的语言史料。曹雪芹对民族、对人类的贡献之一就是以其作品创造了许多新词、新语和精湛的句子，丰富、发展了民族语言的宝库。"文学的第一要素是语言。"《红楼梦》成功地使用了神妒南着硫依程近代汉语的基本词汇，创造性地挖掘词汇的深层义。对《红楼梦》的语言进行研黑血福镇轮呢封损究，可为探索、总结文学名著的艺术经验提供语言学上的某些结论;亦可为探索近、现代汉语词汇的范围、体系、单位类别、词性、词义等提供历史资料和参考数据。本文的目标是把《红楼梦》词汇的常态分布作为分析对象，同时在研究方法上尽量不限具继于单纯的描写和解释，而力图把对词汇现状的认识和对其形成原因的探讨结合起来，从语法、语义、语用等角度立论，从词汇内部的联系、词汇与外仅黑部的联系，词汇与使用者之间的联系等方面阐明观轻掉频买望使队汽视点。
从文学语言发展的角度来看，文言是落后的，白话是进步的。自宋话本出世以来，小说语言说威肥程领践传作的白话化已成为不可抵挡的趋势。宋话本是散文、韵文夹杂，文做察掌整写夜雨言并陈的。长篇小说直到《水浒》才充分口语化、白话化。《红楼梦》的体式则基本白杆宜迫音已间话，又间有文言。比起《抓留析水浒》、《金瓶梅》等作品助便课不来语言更纯熟，风格文当文，白当白，不带官腔。生活语言既精致又富情致，文学意味更加浓厚。它显示出兼落月他宣尔掉离容性、普及性、创造性、具象性四个方面的特性:兼容性兼容性是影响作品词汇语素构成和语言体式的一画个重要因素。
①兼容方言。作压误裂树吧派事常按座地域方言词是中国通行全民语言的源泉之一。《红楼梦》以当时被定为"官话"的北京话为基础，对特定地区的方言成份包括吴语、南京宪料新妈数议威话、淮北官话、北京方言加以吸收，但又绝不囿于地方性、乡土性，其功力绝非小家所能摹仿。
②兼容其他民族语言和外来语言。《红楼梦》吸收的满语虽然不多却是显而易见的。比如"嬷嬷"是满语meme的音译;又如"家的"是满语booi的义译。《红楼梦》中还有少量运用蒙语的情况。比如"耶律雄奴"是宝玉给芳官起的蒙古族的名字。
③兼容文言词语。文言简括深刻，能使白话的精神气氛生动活泼了起来。《红楼梦》对文言词语的吸收，一是用平浅通俗的体式。用在人物对话中来描写特定人物、特定场合;叙述语言也时有文言，以与所叙述的场面与气氛适应。比如第三十二回叙述林黛玉又喜又悲、又惊又喜的心情和心理状态，时用文言，很是成功。二是大量使用诗、词、曲、赋、偈、诏令、奏启、戏文、禅语、简札、联额、灯谜、酒令等文体。
④兼容口头俗语、土语。在使用这些生活语言时，《红楼梦》赋予它们更深广的社会含义，具有高于修辞格式的意义。比如第六回"年青媳妇子也难卖头卖脚的。"第九回"趋势帮着打太平拳。"第六十五回尤三姐对贾珍、贾琏说:"我有本事先把你两个的牛黄狗宝掏出来。"都是俗语、俚语的例子。还有的是口头会话中的省略语直接融入文学语言。
普及性
《红楼梦》第一个成功地记录了散文词汇，使之得到普及。《红楼梦》囊括了"百人百声口"的社会各阶层用语，使当代语言得到整化。《红楼梦》破除了小学用字求古求奇的文风，用词在当不在奇，词语雅俗共赏。所谓语言的全民特点并非是大杂烩，兼收并蓄是对语言的一种整合。《红楼梦》反映的生活面非常广阔，社会上三教九流无所不有。曹雪芹熟悉全民语言中的各个支派和各种变态，《红楼梦》中除了封建贵族的语言风尚，村夫老妪的俚语土话，还有和尚、尼姑、道士的宗教用语，科学技术方面的专门用语，医学用语。艺绘画、画具颜料艺术用语，戏曲行业用语等。又如谈烹调、谈针织、谈园林、谈树艺、谈星相等等不一而足。文学作品中为了描写主人公的语言特征，往往使用该时期的流行词语，这些词语可能昙花一现就销声匿迹，也可能在广泛使用后而进入词汇体系。上述这些习惯语经《红楼梦》塑造加工后成为全民都能理解和接受的特殊语汇，而进入了全民语言。
创造性
一个天才的语言大师在客观语言面前决不是无能为力的，曹雪芹作为语言巨匠，胸中自有炉锤，将词汇的毛胚或半成品另行锻造，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词汇的潜在特性。其创造性有三个表现:
①造词。根据作品主题，故事演变，情节渲染，人物关系的需要，利用基本词汇铸造新词汇。一些新奇而意味隽永的词语，前不见经传，又不见俗谚，是鲜活的新词。如庚辰本十九回批"禄蠹"一语云:"二字从古未见，新奇之至。"第五回宝玉口中的"神仙姐姐"，第八回清客嘴里的"菩萨哥儿"第六十六回柳湘莲骂声中的"剩王八"以及第二回宝玉心目中的"水做的骨肉"、"泥做的骨肉"等都是作者根据生活和人物性格的逻辑创造出来的。这些新奇而意味隽永的词语，前不见经传，又不见俗谚，是鲜活的新词和新典、新谚。
②借词。随着新事物新概念的传入而借用。从《红楼梦》中可知当时洋货已打进了北京贵族官僚的家庭，大观园有许多外国的东西，第六回有"挂钟"，第十四回有"钟表"，第七十二回有一个卖了五百六十两银子的"金自鸣钟"。第五十回有"西洋珐琅"鼻烟壶和真正"上等洋烟"，"第六十二回有"波斯国的玩器"，第三回有"腥红洋毯"，第十八回有"茴香国的汗巾"。第四十四回有"西洋布手巾"，第四十九回有"羽毛锻斗蓬"，"多罗呢对襟褂子"，"洋线番粑丝的鹤氅"第五十回有"俄罗斯拿孔雀毛拈了线织的雀金呢"，第五十回"贴头痛的膏子药，叫做依弗那"，有"西洋葡萄酒"，在一百五回抄家单中还有:"玻璃大屏两架"，"玻璃盘四件"，"天鹅绒四卷"，"洋呢三十度"，等等，曹雪芹笔下这些来自洋货的新词，通常名词前被冠以西、洋、番、倭、和西洋、西番"等等修饰语，从某种意义上讲，已具有中外语义组合的性质。还有汉语词和外来词并用、同现。比如芳官被派到怡红院后，贾宝玉先给她起了一个蒙语名字"耶律雄奴"，又改了一个法语名"温都里那"，最后又用了汉语的梵文译词颇梨、颇黎的另一种写法"玻璃"。"温都里那"原意为"金星玻璃宝石"，《红楼梦》中的"温都里那""玻璃"当指《山海经》中的水玉，晋时郭璞注为"水精"，后来称做"水晶"的那一种，而不是现代汉语中所说的人造钠玻璃。曹雪芹把"耶律雄奴"、"温都那"、"玻璃"先后用作同一个人的姓名，可见作者是有意要借鉴外来语言并把民族语言以及早为汉语所吸收的外来词组合在一起，让它们相辅相成。③旧词新用。保留在古文献中的旧词得到在《红楼梦》中"起用"，被赋予新义。这一类词典雅工整，文言成分较重。如:"兔死狐悲，物伤其类"出于《左传·僖公五年》:"谚所谓辅车所依，唇亡齿寒。"另外还有'"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蟾挂折桂"，"假周伯以安刘"，"千金买笑"，"投鼠忌器"等，无论是成语或俗语在使用上已与语源学上的本义和常用义大不相同。
形象性汉民族对于那些富于形象色彩、视觉性强的事物具有特殊的敏感性。《红楼梦》的词语能疾速传播、广泛流行的秘决之一，就是因为有许多可视可触，可嗅可闻形象化很强的语词。曹雪芹在对这些词汇的表述过程中融进了自己多种多样的丰富情感，使词汇、词组、词语宛如一幅幅生动形象简练的素描画。
论曹雪芹的江南情结
"读其书，想见其为人"，这句话的语源出自《史记·孔子世家》。后人往往借以表明书与人之间的"亲子关系"。具有特殊身份、特殊经历的曹雪芹，以其不同凡响的思考和如椽巨笔写下了不朽巨著《红楼梦》。从风格来看，这部以北京大封建官僚家庭生活为素材的小说表现出了种种的江南风情。世界是创作主体--作家心目中的影象，若对曹雪芹的家世追根求底，这位祖籍东北的八旗子弟着实让人惊讶，因为他的出身南北兼籍，曹家几乎可以算作金陵土著了。如此，这位才子才会在作品中表现出由江南而生发出的浓厚的"思乡"之情。在北京人的眼里，南方人主要指江苏、浙江、安徽一带的人。自称"生于末世"的曹雪芹正是诞生在江苏南京。曹家的荣华富贵是与康熙的宠幸分不开的。以曹雪芹的曾祖曹玺为首，其祖父曹寅为中心，从康熙二年(1663)起，曹家祖孙三辈四人在江南做织造官共达六十年之久。在江南这个"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曹家经历了他们繁华而又风雅的生活。此外，这个家庭还盘根错节于姑苏扬州一带。悲怆的是曹雪芹降生的时候，他的家庭早已过了"全盛时期"而走下坡路，他"哥儿""公子"的生活并没有维持多久。然而，童年的生活背景是无法从潜意识里消抹干净的，他的红楼之梦与江南风情有着不解之缘，表现在四个方面:
(1)江南的风物情调
(2)江南人物形象
(3)江南饮食习惯
(4)江南语言称谓
网未破、鱼先死
--析《兰花梦奇传》人物的悲剧色彩
中国人和欧洲人关于悲剧的心理发生大相径庭，西方人注重感情的浓烈渲泻，敢于直面血与火的思考，而"哀而不伤"的中国人却善于把惨痛的场面演变为皆大欢喜的结局。《兰花梦奇传》就是一个装在大团圆套子里的中国悲剧。
《兰花梦奇传》成书于咸丰、光绪年间，作者吟梅山人有幸步随文学巨著《红楼梦》清晰的辙印、汲取英雄、神魔、公案、人情以及才子佳人、狭邪等各种小说流派的泉水，以倾吐蓄积在自己胸中的时代风云。在那个连慈禧太后也只能垂帘听政的对妇女歧视摧残的封建末世，铁板一般的坚冰下正蕴动着民主思想的潜流，有识之士纷纷口诛笔伐，向腐败社会的各种痈疽开战。有感于妇女千百年来所遭受的不平待遇，吟梅山人向人们诉说了一个功盖须眉却死于丈夫淫威的妇女--松宝珠的不幸遭遇。
与晚清那些讥评、谴责社会弊病，启蒙愚昧、呼唤新思想，揭露黑幕的作品相比，《兰花梦奇传》显得不太入流。作者当为饱学而失志的文人。他推崇科举，显然深受儒家仁义道德的陶冶，这是他的局限。对于松宝珠所受到的封建礼法的迫害，他既厉声谴责，又为之开脱;他赞赏宝珠的美貌，又怜惜她的薄命;首肯她的才智，又忧心她的出众;推崇她的功业，又断言必妨害儿女之情，他用轮回报应、寿数在天的迷信抹杀了宝珠的冤情;用热闹非凡的追荐掩盖了宝珠的哭声;把宝珠留下的空位让给丫环紫云，以填补宝珠去世带给夫家的损失。这样，他就在饱蘸着极盛极衰、至尊至卑、大喜大悲感情的笔锋上涂抹了一层复色，把这浓烈的感情纳入到中国文学"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轨道上去了。由此，与其说《兰花梦奇传》是欧洲戏剧概念中的"悲剧"，不如称其为"正剧"更恰当。
吕四娘与侠女孰先孰后
在 《聊斋志异》众多的妇女形象中，侠女是很特别的一位。她既非狐魅花妖又非幽鬼神灵，却有着超凡的法力，脱俗的侠骨，她来无影去无踪，行动神秘，让人难窥真迹。"神韵说"的倡导者王渔洋这样评价:"神龙见首不见尾，此侠女其游龙乎!"他一语中的，指出:蒲松龄的高明之处正在于给读者留下了一个广大的空间。唯其空间广大，读者便有按自己的方式诠释文学形象的可能。清末汉人喜谈宫闱秘闻，野史纷出。这些野史搜罗了大量的民间辗转相因的传说，枝蔓繁多，颇具影响，其中在雁北老人的《满清十三朝宫闱秘闻》、柴萼的《梵天庐巡录》、蔡东藩的《清史演义》中都被反复提到康雍间的一位女杰，她就是与甘凤池、鱼娘等人齐名的江南八杰之一吕四娘。她的故事在许指严的《十叶野闻》和孙剑秋的《吕四娘演义》等笔记、小说中有详细的交待。吕四娘等人的传说和记载给清史研究提供了旁证材料。特别是对于雍正的研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很大程度受到这些笔记、小说的影响，甚至被一些研究者作为解决历史疑难问题的关键材料。关于雍正的猝死，历来是清代一大疑案，长期以来众说纷纭，至今尚无定论，其中最有影响的就是吕四娘刺杀说。人们发现《聊斋志异》中的侠女与历史人物吕四娘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显然，吕四娘与侠女有着某种不可解脱的连带关系。作为可资辩证的疑点，上述关系引发出一个假设:侠女系为吕四娘作传。亦有人断言:《侠女》并非蒲公所作，而是后人托名蒲松龄的赝品。侠女的生活原型来自何处?《侠女》真的是一篇伪作么?笔者在翻阅了大量相关资料后，感到有必要加以考证。
于平女,46岁，现任南京师范大学《文教资料》杂志副主编、编辑部主任。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江苏省明清小说研究会会员、江苏省台港华文文学研究会会员。主要著作和创作:长篇史传小说《年羹尧》1996年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长篇人物评传《雍正皇帝》1997年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黑龙江日报全文连载;电视剧文学剧本《天籁之声》1998年由海峡出版社《中外电视》刊出。另有二十余万字的论文和各创作发表。
关注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