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德令管角生，英国人，中国内地会的创造人来自，清末时来到中国。他自1853年来华直至卒年，倾其毕生于中国360百科福音事工。
戴德生出生在英国约克郡。他尚在母腹时，父母已将小孩奉献给主，做婴孩时，父亲天天抱着360百科他，跪着向 神祷告，答间液践小孩稍长，父母教他每日读经祷告，戴德生会每日早紧季志餐前与黄昏时，走入自己房间去单独亲近神，发觉这是快乐的秘诀。德生自幼就常听父亲和爱主的朋友讲论海外布道，尤其是当时四万万人民的中国之需要，父亲感叹地说:"我们为什么不派传道人到中国去?这么多的民众，精明强干博学的民族该成为我注意的目标啊架材般湖长群载待给并!"全家屡读巴彼得的书《中国》。此事深深印在小德生的心里，也就在彼时，他立志要来中国传道。
十七岁时，戴德生清楚得救。他渴慕追求主，要报答主的大恩。在一次祷告中，一种庄严深刻的感觉终于临到，他知道他的奉献已蒙悦纳，神的同在极其真切，他俯伏在地，心中充满对神无限的畏惧，又感到无限的喜考鲁此治存军铁注北乐。同年，他里面清楚 神的呼召，忍痛舍弃爱情，坚决到中国去传道。
在1849-1853年间积极准备自己去中国，除了学中文以外，还学医学，不断运动去锻炼身体，以求可以适应中国的艰苦环境。此外，他每日锻炼自己过简朴的生活，放弃一切享受，以铁频敌神为乐，更多信靠主。为了来中国，戴德生不惜放弃了那位不愿和他同来中国的未婚妻。1854年加入伦敦的中国布道会(The Ch即笔较点ina Evangelisation Society，C.E.S)到中国当宣教士。22岁那年，他终于抵达了上海。没有人接船，没有人领路，孤单一人开始了他在中国的传道工作，数十年如一日。神赐他一位好同工，就是美国奋兴布道家宾威廉。神亦赐他一位好妻子，是一个能干、爱主、志同道合的伴侣。戴德生在中国为主工作直到断检衡分急十载七十三岁(1905医法拿空课真宗记省福)高龄时，才息劳归主。那一年，由上海至伦敦，都为他举行了大规模的追思会明找，可见他是如何深受更团兰原尼载孩培众人的尊重。
戴德生一生对神绝对顺服，在最危难时仍不失信心。1859年，亦即他在中国布道的第七年，派克医济指生因要事回英国，将宁波的医院和门诊转交给戴德生。戴德生经过恳切祷告，清楚 神的旨意，那工作不是派克的，乃是 神的，所以就凭着信心，挑起重任，医院里充满了病人，门诊很拥挤，面对此局面，戴德生之苦不言而喻，派克留下的经费只够一月的开支，戴德生有限的款项也快用完，可是接济始终不来。终于，他们开了最后一袋米，并且消耗得很快。戴德生镇定而满有信心地说:"主帮助我们的时候造近了。"全院职工病人均拭目以待。果然，米未用完之前，一封信到了，里面附着一张五十英镑的支票。赠款的柏迦氏远在伦敦，一点也不知道医院濒临断炊，神感动他，将钱及时供应医院。
戴德生对神信心之大，正如他言:"既抓住他的信实，我们就可以进入中国内地各省;抓住他的信实，我们就能面对各种困难与危险，而操必胜的信心....作成神的工。"1876年九月，准备进入中国内地未闻福音之九省，几乎是不可能，然而，戴德生却带八名宣教士复去中国，拓展内地工作。当时中英关系紧张，许朝已二元依岩阿思食多人劝他作罢。有人说已:"恐怕你一到中国，就要回来。至于派人到遥远省份，更是谈不到。"戴德生顺服 神的感动，照原计划搭船往中国。尚教临优何当在途中，李鸿章和英国驻华大使在烟台签订条约，准英国侨民在中国境内任何地方旅行或居住。"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戴德生因着信，早知神必为他们打开福音方便之门。
戴德生对神的爱亦体现在他对中国失丧灵魂之爱上。他初来华时，常遭地痞流氓之欺凌，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别人都有枕头的地方，但是戴德生游行布道，遭人歧视拒绝，甚至不得不夜宿街头庙前。为要方便传福音含架此束航员概知赵的凯，他不愿别人之误会和轻视，毅然改着中装染发蓄长辫。一八六六年，扬州的绅士反对西人住在本城，他们诬陷戴德生及其同工，定低半鼓动一群地痞流氓闹事。暴徒冲入他们的住处动武，李德草天玉你命委守宗益认教士为救戴夫人，眼被一块砖击伤，戴夫人从二楼跳下，摔伤脚，流很多血，女秘书跳楼时伤了左臂。他们的东西几乎被抢光。戴氏去请来官兵，暴徒才离开，但官兵一走，暴徒又至，如此几番，受尽煎熬。事过后，戴德生和大家满心感谢，因为被算是配为主耶稣的名受辱。一点无报复之心，也不要求赔偿，只盼望早日再回扬州传福音。哪怕性命受威胁，都不能动摇他向中国人传福音的心志。
确实，他把生命也为中国舍了，他的子女中，有二男二女在中国夭折，他的爱妻亦病死于中国。他并不是不爱惜幼嫩的子女，他并不是忍心让爱妻积劳成疾，乃是他的心为内地无数未得救的灵魂所焚烧。
基于这焚烧的爱，戴德生创办了中国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内地会并不在基督之名已被传开之沿海城市传福音，而要深入内地，叫没有听见的人得知神的救恩。在经济上，戴氏坚持不求助基金，不向人募捐。他说:"出来遵行神的命令，做神的工作，仰赖 神的供应。你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加给你们了。"他的信心是大的，神给内地会的祝福更大。戴氏第一次从英国回中国时，带来22位男女宣教士同工。不到九年，内地会已在中国设立了50个教会，训练了不少中国同工。到他离世的一年，内地会宣教士已增至828名，散布中国十八个省份，北至蒙古，西至西域，西南至云南。信而受浸者达2500人。由于戴德生在各国的演讲，美国、德国、瑞典、挪威、瑞士、芬兰、意大利等国均有宣教士响应及加入。戴德生给内地会;带来极大的祝福，一粒麦子落在地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内地会宣教士继承戴氏遗风，多不畏艰难，工作深入穷乡僻壤，给中国教会带来莫大的祝福，传道者数以万计。戴德生以他牺牲的爱，为中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对神的信心和对中国教会的卓越贡献，永垂教会史册，为后代信徒之表师。他的一生证实了他的名言，"假使我有千磅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使我有千条性命，决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
戴德生(Hudson Taylor)于1832年5月21日出生于一个基督徒世家，其曾祖父名叫戴雅各(James Taylor)，原居住在英格兰南约克郡的洛士顿(Royston, South York)。在他结婚之日早晨，圣经中的一句话:"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事奉耶和华"(约书亚记24:15)进入他的内心，使他大受感动，生命得到重生。从此后，这句话就成为戴家与神之间所立的约，世世代代一直守约到今日。
戴雅各夫妇婚后，移居到邦士立(Barnsley)，成为戴家世居之地。不久，戴雅各成为邦士立循道宗教会的传道。1786年，83岁的约翰卫斯理到邦士立布道时，就住在戴雅各家。五年后，戴雅各带领当地信徒，在附近针叠山(Rinfold Hill)上建立了循道宗礼拜堂。
戴德生的祖父戴约翰(John Taylor)是长子，父亲去世后即担负起家庭重任，以纺织为业，养家糊口。戴德生的父亲戴雅各(James Taylor)年轻时开始学医，19岁时即担任循道宗教会的传道。24岁学成后回乡开设药房。1831年与贺雅美(Amelia Hudson)结婚。婚后，两人在信仰上共同追求，并读过一些关于中国的书，包括贺尔舰长(Captain Basil Hall)所写的《游记》(Narrative of a Voyage)，由此便产生出向中国人传福音的愿望。他们在祷告中许愿:如果神赐他们一个儿子，愿将他献上为神使用。结果神遂其所愿，赐给他们儿子戴德生。从孩提到年少，父母对戴德生的成长影响很大，戴德生后来追述说:"就我自己和我对神所委身的工作而言，我对我的双亲有着不可言喻的感激之情。如今，他们都已进入安息，然而，他们对我的影响却永不磨灭"。
母亲贺雅美于1881年出生在一个牧师家庭，16岁时即外出担任家教。同戴雅各结婚后次年，即生戴德生。其后又生二男二女，惜两个男孩先后夭折，只有两个女儿存活下来。母亲敬虔的榜样，为戴德生和两个妹妹打下了良好的属灵根基。
戴德生年少时，就时常跟随父亲到附近乡间传道，从而使其对穷人富于同情心。父亲还常常带领家人一起阅读巴彼得(Peter Parley)所著《中国和中国人》(China and Chinese)一书，其优美的文字和插图深得孩子们喜爱，故戴德生自年少时起就立志长大后到中国去传福音。
戴德生年少时也曾经历不信与反叛，为此，母亲和大妹贺美(Amelia Hudson Taylor)常为他迫切祷告，甚至贺美立志每日三次为哥哥祷告，直到他得救为止。1849年6月的一天图，母亲到五十哩外的巴顿(Barton-on-Humbe李术第改旧洋肉等巴r)拜访自己的妹妹Mrs. Mary Hudson。午后，她为戴德生得救的事恳切祷告，并决意除非蒙神应允，绝不停止祷告。数小时后，母亲内心得到平安，禁不住赞美神。同来自一时刻，刚满17岁的戴德生正在家中书房读一福音单张，被"基督所成就的救赎之工"一文所感动，日后他说:"圣灵的光照入我心中，使我豁然开朗，明白再无可作的了，只有跪下接受衪的救恩，不住的赞美衪"。又说:"两周后母亲回来了，我告诉她，我有好消息报告给她，她说她病件换已知道，并已高兴了两周，360百科因为神已经告诉了她"。
重生得救后的戴德生，内心充满了极大的喜乐，并急迫地要将一切奉献给神。多年后他回忆说:"我清楚记得，我是何等地喜乐!我将我的爱倾倒在神面前，一再向他表明，我对衪的感激之情。当我触良叶无望之时，他已为我作成一切。我求他让我为衪作一些事，以表明我的爱与感激;一些舍已的事，无论多么艰难、多么渺小的事，只要能得衪的欢心。我清楚记得，当我将自己毫无保留奉献在祭坛上时，一种神圣庄严的感觉，深深地临到我，我确知衪已悦纳了我的奉献。神的同在，成了不可言喻的复止义著行只真实与祝福。我深深记得如层，当我俯伏跪在衪面前时，那不能言说的敬畏与喜乐充满了我。我虽不知衪要今笔把排养我作什么，我却深深知道，我已不再属于自已，这感觉直到如今不能磨灭"。
这一重生得救的经历，成为戴德生一生的转捩点。1849年9月，大妹贺美开始到寄宿学校读书。同年12月的一个夜晚，戴德生写信给贺美，说他极其渴慕过圣洁生活。当夜，他在神面前表明心愿:无论神把他领往何处，无论遭遇什么事情，他都愿意为主摆上。日后他回忆说:"我永远不能忘记，我在全能神面前与衪立约，我几乎要退缩，但已是不能，……从那时候起，我深信我已蒙召到中国，直到如今，这信念口不曾离开我"。从那时征另起，他听到主的声音对他说:"你为我到中国去";也是从那时起，他开始为中国而活。他母亲说:"从那一时刻开始，他的决心已定。他的追求、他的学习，无一课不以此为目标;也不论遭遇任何困难，他的志向总不动摇"。
委扩更策言卫 从立志献身之日起，戴德生将自己所有的舒适用品送给别人，以度简朴生活;加大运动量，以锻练身体;外出布道，慰问病人，以操练爱心。当他读过宣教士麦都思(W. H. Medhurst)所写的《中国:现况与展望》(China: Its State and Prospects, with Speci是将极温al Reference to the Spread of the Gosp价宁夜裂止老互双师九el)之后，得知医药对中国宣教的重要性，于是决福导定学医。19岁时，戴德生离家到赫尔(Hull)，从师于哈迪医生(D注探r. Robert Hardey)，同时学习度一种简单、刻苦的生活。母亲为其健康担忧，他回信说:"每年一千二百万中国人去世，没有神，没有希望。…… 我们岂可置之不理?……我觉得若散雷球层负最照久改圆最不替中国作一点事础政降立病抗掉，就不能活下去"。一年多后，戴德生转到伦敦医学院，专攻外科。一次，在解剖尸体时，戴德生不慎感染猩红热，医生判定他必死无疑。他后来作见证说: "我起先觉得忧愁，因为不能到中国去;一会儿又觉得我在中国有工作，不会喜住火尽简倒减致害促倒死的。我向不信主的教授作见证说，我欢喜离世见我的主，可是因为我有使命在中国，无论病况如何严重，我必能脱险"。结果正如他所相信的，竟至痊愈。
促使戴德生远赴中国宣教的另一推手是德国宣教士郭实腊(Karl Frederich August Gutzlaff, 1803-1851)。郭氏原为"荷兰宣道会"(Netherlands Missionary Society)所差派，到爪哇宣教，不久他脱离该差会而独立。1831-1835年，当中国仍门户紧闭时，郭实腊穿华服，操华语、七度游历中国沿海各省，派发数十万福音单张和圣经小册。1844年他创立"汉会"(Chinese Christian Union)，专门雇用华人深入内地散发福音单张及书册。同时他为欧美各种报刊撰文，介绍中国，鼓动宣教，从而在欧美掀起来华宣教浪潮。1850年，郭实腊返欧期间，于伦敦创办并发行了《海外布道杂志》(The Gleaner in the Missionary Field)，戴德生从始至终都是这一杂志的忠实读者，并深受激励。1852年5月"中国传道会"(The Chinese Evangelization Society)成立。1853年9月19日，戴德生成为该会所差派的第一位宣教士。日后，当戴德生创立"中国内地会"时，他曾如此说:"郭实腊乃中国内地会之祖"。
1853年9月，戴德生接受"中国传道会"的差派，准备启程前往中国宣教。为此他不得不与未婚妻韦玛莉(Marianne Vaughan)解除婚约，因为玛莉的父亲不愿意把女儿远嫁到中国去。9月19日，戴德生在利物浦码头登上"敦费士号"(Dumfries)轮船，启程前往上海，母亲前来为儿子送行。多年后，戴德生忆述当天的情景:"我永远不能忘记，那从母亲内心绞出来的哭声，像刀刺透我。直到那时，我才完全明白: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的意义之重大"。母亲日后也回忆说:"戴德生看见我的痛苦，特地跳上岸来安慰我，说:'亲爱的母亲，不要哭，这只是一个短短的分别，很快我们就会再相见的。想一想，我离开您，不为名、不为利，乃为一个荣耀的目标--引领中国人认识耶稣'"。
经过156天的海上航行，"敦费士号"终于在1854年3月1日抵达吴淞口。戴德生登岸后，暂时住在伦敦会雒魏林医师(Dr. William Lockhart)家中。半年后，他才在北门外租到房子，开始宣教工作。但仅三个月，租屋就被炮弹炸毁。当时正逢"小刀会"起义军占据上海，与清军对峙。戴德生身处战火之中，不但生活艰苦，生命也时常受到威胁。1854年10月19日凌晨，他在睡梦中被火光惊醒。黑暗中，他迅速穿好衣服，祷告祈求神的护佑。当他爬上屋顶察看时，眼见火藉风势，就要烧到他所住的木屋。在这危急时刻，天竟下起雨来，这才使他幸免于难。日后戴德生回忆这段艰难的岁月时说:"(那时我)寒冷、饥饿、在危险的黑夜守望无眠、甚至感到完全孤立无助。……但有什么比这样的环境，更能显出神话语的甘甜、神同在的真实，以及神帮助的可贵呢?事实上，这正是我倒空自己，学习谦卑的时候。经历这些，不是叫我蒙羞，乃叫我信心更加坚定，在他带领之下，勇往直前，并经历衪应许的可靠……"。
1854年11月，"中国传道会"差派巴格尔医师(Dr. William Parker)夫妇到上海与戴德生同工。在1854-1857年间，戴德生以上海为基地，曾18次到江浙两省旅行布道。在其第八次，临去杭州湾宣教之前，为便于接近中国人，他特地叫理发师为他剃发染发、编辫子，并穿上华服。不出所料，这次布道效果果然明显。在他给妹妹的信中，谈到这次剃发、梳辫的经历:"生平第一次剃光头是件痛苦的事，尤其是皮肤容易长痱子的人，……染发五六个小时，……到梳头之时，痛苦达于极点。……就因为受苦，才显出这条辫子的可贵"。
戴德生也曾与宾惠廉牧师(Rev. William Burns)同工，到江浙及广东汕头布道。他尊宾惠廉为其属灵的父亲;宾惠廉也受他影响，改穿中国服装，二人成为莫逆之交。
1856年10月，戴德生离开上海前往宁波，与那里的"中国传道会"宣教士祝恩赐(John Jones)同住、同工，和他一起学习过"信心生活"，二人在基督里结为至交。不久，戴德生因与差会在某些理念和原则上发生分歧，又得知差会出现赤字，遂于1857年5月，脱离"中国传道会"，开始独立传道。其楼下会堂两侧悬挂着两幅对联:"耶和华以勒"(耶和华必为我们预备)，"以便以设耳"(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表达出他们凭信心宣教的理念。
在宁波宣教期间，戴德生遇到了女宣教士玛丽亚(Maria Dyer)，并与之相爱。玛丽亚于1853年到宁波，在艾迪绥女士(Mary Ann Aldersey)创办的教会女校中任教。她的父亲台约尔(Samuel Dyer)，也是一位早期的来华宣教士。他改良了中文活字，提高印刷效率。1843年病逝于澳门，葬于马礼逊墓旁。1858年1月20日，21岁的玛丽亚与身穿中国式长袍，脑后垂着一条长辫子的戴德生，在宁波英国领事馆内举行婚礼。婚后，二人同心在宁波继续宣教工作。次年7月，长子戴存恩(Grace Dyer Taylor)降生。同年8月，巴格尔医生返回英国，戴德生接替他掌管宁波医院。他凭着信心，和八个当地教会的中国基督徒，一同服事病人，一同经历神的信实。1859年底，共有六百多人门诊，六十多人入院，其中多人因听信福音而接受基督。
长期劳累使戴德生的身体大受亏损。1859年底，他因气管炎导致呼吸困难而住进医院。1860年新年，他在病榻上度过。2月14日他写信给父母，请求他们在循道会中发出呼吁，盼望能有五位青年基督徒，献身前来中国宣教。他写道:"希望父亲同意我这一点愿望，……此地人民不断沉沦，神却不断祝福我们的工作，只是我们已经筋疲力尽，需要人来帮忙。……父亲啊!您既已奉献了您的儿子，请您再奉献您的影响力!"同一天，他也写信给新婚的妹妹和妹夫，就是在这封信中，记下了戴德生的一段名言:"假使我有千镑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使我有千条性命，决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不，不是中国，乃是基督。这样的救主，我们为衪所作的，会嫌太多吗?"
1860年7月19日，戴德生和玛丽亚带着未满周岁的小存恩，搭乘"禧年号"轮船从上海启程回英国。同行的还有宁波教会的王来君弟兄，负责在航程中照顾身心俱疲的戴德生。到英国后，还要协助戴德生翻译圣经。当他们抵达伦敦后，戴德生立即着手洽谈印刷宁波语新约圣经、赞美诗及福音单张等事宜。三周后才踏上返乡之路，探望阔别七年之久的父母。
1861年1月，经伦敦医院克拉克医师(Dr. Andrew Clark)诊断，戴德生的肝脏、消化系统和神经系统都已严重受损，必须留在英国休养，几年内不得出国远行。因此，戴德生只好遵医嘱留在英国有四年半的时光。但他一点都没有闲着，这段时期反成为他重新得力，重整旗鼓的时期。在此期间，戴德生成就了数件大事:(1)1862年，顺利通过考试，取得英国皇家外科学院会员资格，成为合格的外科医生。同年秋天，又取得皇家外科学院助产资格证书，成为合格的产科医生。(2)1861年5月，完成宁波语《赞美诗集》，1863年10月，与高富牧师(Frederick F. Gough)合作，在王来君的协助下，翻译、修订罗马拼音版"宁波语新约圣经"。(3)如其祷告所求，于1862-1865年间，先后有五位宣教士奉差去宁波宣教，他们是宓道生夫妇(James & Martha Meadows，仅一年后宓夫人因霍乱死于宁波)，乐曼小姐(Miss Jean Notman)，白克敌(Stephan Paul Barchet)，江郎笔(George Crombie)与未婚妻施金娜(Anne Skinner)。
但最重要的莫过于"中国内地会"的创立，此举可说是戴德生人生的里程碑。从1864年底开始，戴德生和玛丽亚花了半年多时间，完成《中国:属灵的需要与托付》(China:Its Spiritual Need and Claims)一书的写作。但就在此时，他发现英国各差会在华宣教士数目却由115人减至91人，而且全部集中在中国沿海五口城市中，无一人在中国内地宣教。看到这种情况，一想到在中国每月都有百万人死亡，却无机会听信福音，以致灵魂不得拯救，便忧心如焚，彻夜难眠。1865年6月下旬，戴德生到柏莱顿海滨(Brighton Beach)度假。6月25日，在参加一次福音聚会之后，他独自到柏莱顿海边沙滩上散步，再次想到中国那千百万失丧的灵魂，心灵痛苦至极。后来，神的安慰与启示临到他，使他内心得到空前的释放，以至于他完全降服于神，并恳求神为他预备24位宣教士，与他共赴中国，为扩展神的国而争战。从柏莱顿海滨回伦敦后，戴德生以"中国内地会"之名在银行开了个户头，存入十磅英金，"中国内地会"于焉成立。接着，戴德生到英国各地传递"中国内地会"之异象。在1865年9月第三届"苏格兰基督徒灵修大会"(Scotland Christian Convention)，他引用箴言24:11-12:"人被拉到死地，你要解救;人将被杀，你须拦阻"，与会众分享信息。1865年10月25日，戴德生的《中国:属灵的需要与托付》出版，并在第二届"密尔美灵修大会"(Mildmay Conference)上分发，引起很大回响。1866年3月12日，第一期《不定期报》(Occasional Paper)创刊，报导内地会消息。直到1866年5月26日"兰茂密尔团体"启程之前，戴德生仍到各处传递异象。
1865年10月，戴德生差派差范约翰夫妇(John & Ann Stevenson)与曹雅直(George Stott)前往中国，会同先前所差往宁波的5位，共计有8位，成为中国内地会的先驱。1866年5月26日，戴德生夫妇携四个孩子，与16位宣教士启程前往中国，史称"兰茂密尔团体"(Lammermuir Party)。
一、内地会是一个没有宗派的宣教团体，所以他是没有限制和属于任何宗派的，只要是信仰纯正的基督徒，有宣教的负担，条件合适的人都可以加入内地会。
二、目标是将福音尽快传遍中国，每进入一省即建传教站，然后向四周府县扩展。
三、注重适应中国当地的文化和社会习俗，传教士要学习在生活、语言、起居和衣着上尽量中国化，与中国人打成一片。
四、 传教不借政治势力而凭爱心，在教难中("扬州教案"和"义和团运动")不要求英政府庇护，更拒绝人命赔偿。情愿用无价的生命来见证基督的爱和宽容。
五、 着重宣教的心志多于其教育程度。内地会认为教育程度并不重要，只要在宣教心志上和其他方面符合做传教士的条件，内地会是会接纳的。但其中也有许多是受过高等教育，如︰"剑桥七杰"--著名的七位剑桥大学毕业生，便是内地会的传教士。
六、在经济上完全凭信心仰望神︰戴德生认为神的仆人当凭信心生活，不借贷、不募捐、完全仰赖神的供给。内地会每个月都等候神亲自感动弟兄姊妹奉献，每个月把收到的平分给传教士，这些就是传教士的工资。因此，内地会的传教士，每个月薪金都是不固定的，但他们都有坚定的信心，并能捱苦。
七、宣教最重要的使命，就是传福音，救灵魂。其他以文字、教育、医疗等方式去影响中国，均属次要。从1866年至1905年，这卅九年中，因内地会的福音工作而信主的人数有两万，而且都是很认真的信徒，这实在是一个很好的成绩。所以回顾历史，内地会对中国教会的影响是深远的。
一、 环境的有利条件:戴德生在中国传教的四十年，中国是比较安定的。因着条约的签定，宣教士在中国可以自由出入内地一些省份，中国人在那时也有信仰的自由。
二、 戴德生的恩赐:戴德生是一位很有组织能力和行政领导恩赐的人，二十年来，戴德生承担了内地会的领导工作。直到1885年，内地会组织扩大后，才从宣教士中选出十位资历深厚的宣教士，负起领导的工作责任。这都是戴德生有远见和有智慧的地方。
三、 戴德生单纯的信心:戴德生体质虚弱，他知道不能靠自己的能力，于是驱使他单纯去依靠神。戴德生不但在环境条件好时去仰望神，即使环境条件恶劣。例如天津教案和杨州教案，以及1895年发生的义和团事件，戴德生同样以单纯的信心去仰望神。义和团事件时，共有58个内地会宣教士被杀，他们真正做到了"为主而活，为主而死"。
中国内地会在华事工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865-1875):扎根时期。
戴德生率"兰茂密尔团体"于1866年9月30日抵达上海后，稍事安顿即前往杭州开拓新的宣教基地与工场。11月，他们搬入杭州市新街弄一号，内设礼拜堂、诊所、药房、办公室和印刷室等。从一开始他们就入乡随俗，身着中国服装，男束发辫。虽然因此曾被人嘲笑为"猪尾巴宣道会"，他们仍坚持如此行，尽力与中国百姓认同。
在杭州教会发展的同时，曹雅直于1867年12月奉派去温州宣教。由于他只有一条腿，当地人以"独脚番人"称他，但他凭着对神的信心，以及对人的爱心，把福音带给当地人。1868年他为一位名叫叶钟杰的鞋匠施洗，使之成为温州第一个基督徒。同年，他兴办一所男校--崇真小学。1870年结婚后，其夫人又兴办一所女校--育德女学。1880年，他们又创办一所西医院，此乃温州最早的西医院。藉着学校和医院，使福音逐渐广传于温州。到1889年曹雅直去世时，福音已在温州扎下根来。
1868-1871年间，戴德生来往奔波于镇江与扬州之间，此期间发生了一连串令戴德生刻骨铭心的大事，先是扬州教案;接踵而来的是三个年幼儿女以及爱妻玛丽亚之死。
扬州教案起因于法国宣教士金缄三(Joseph Seckinger)所开设的育婴堂。1868年育婴堂内有数十名幼儿相继夭亡，导致谣言满城流传，激起民众反教浪潮，殃及内地会宣教站。8月23日，大批民众冲入内地会教会，焚屋劫财，造成李爱恩(Henry Reid)、路惠理(William Rudland)、白爱妹(Emily Blatchley)、玛丽亚四人受伤。当时玛丽亚已怀孕六个月，急难中跳楼求生，失血甚多。事发之时，戴德生不求助于英国领事，反求助于扬州官府，骚乱方得平息。乱后，两江总督曾国藩负责承办此一教案，调查结果曰:"…… 婴孩死伤虽多，并无挖眼挖心之弊，是医生与乳妈之咎，并无教士之过。育婴乃法国教堂之事，尤非英国教士之过。……扬城百姓之疑可释，而戴教士之冤可伸矣!"事后，戴德生和内地会以基督之爱化解仇恨，无任何报复之念，亦不寻求赔偿。但英国政府与英国领事麦华陀(Walter Henry Medhurst Jr.)以此事为藉口，以炮舰政策对付中国，却使戴德生蒙受不白之冤。此举实违戴德生本意，戴德生于事发之时不求助英国领事，而求助扬州官府，正是他不愿意英国政府介入之故。
江浙一带，每到夏季酷暑难耐，百病丛生。西教士与其家属，往往因气候或水土不服而丧生。1867年8月，戴德生长女戴存恩因患脑膜炎而去世;1870年2月，六岁幼儿存礼因肺病死于江船上;3月，刚刚诞生诺尔又不幸夭折;而更为不幸的是玛丽亚产下诺尔后染上霍乱，于7月23日告别了这个世界。戴德生忍受着巨大的丧妻之痛，将爱妻埋葬于镇江，墓碑上刻着她与三个早夭儿女的名字。为拯救中国人的灵魂，他把自己的妻子、儿女献于祭坛上。戴德生只有在信中向母亲倾吐心中的痛苦与灵性挣扎:"惟衪知道我爱我妻的程度，我眼里的光，心中的乐都在乎她。她在世最后一天，我们互表历久弥新的爱情。她为我所作最后一件事，就是将一臂搂抱着我的颈项，一手放在我头上，我想她是要给我祝福……。当我独处房中，久不见爱妻身影，不闻在英儿女之脚步声，恐怖的空虚感向我袭来，至此我方明白为什么主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恐怕一天有二十次，不分昼夜，当我的心一再渴了，我向衪呼求，他就火速来到，安慰我。……我对神的同在与安慰有如此真切的领受，有时我不禁好奇:玛丽亚在主的怀中，是否也能有如我这般深刻的体会?"
1871年8月，戴德生返英探望三个孩子，同行的有福珍妮(Jennie Faulding)和宓道生夫妇等人。福珍妮是"兰茂密尔团体"中人，已在中国宣教五年，当时是杭州教会的重要同工。她与戴德生在船上相处日久，感情日深。抵英后，福珍妮征得父母同意后，于1871年11月28与戴德生在丽晶教堂举行了婚礼。
1872年11月，戴德生再度来华。此时他致力于使内地会在各地建立的教会本土化，着力培养中国教牧同工，使教会不再依赖于外国差会，达到自立、自养、自传。任柽园牧师就是其中的一位。由于他忠心爱主，勤恳作工，带领许多人信主，故被称为浙江教会的使徒。1874年1月，戴德生看到中国内地的更大需要，在祷告中求神再预备五十或一百个中国传道人，以便开发浙江省四府四十八县福音未到之地;也求神差派更多宣教士来打开那福音未到的九省之门。1874年5月底，戴德生与祝名扬(Charles Judd)进入武昌，拟以此地作为进入九省的根据地。
据统计，"中国内地会"在第一个十年中(1865-1875)，已在江、浙二省、内陆二省(安徽、江西)，建立了28个教会，56个宣教站与布道所;拥有36位西国宣教士，76位中国同工。王来君成为华人在内地会出任监督的第一人，负责统管浙北教牧事宜。
第二阶段(1875-1885):内地拓荒时期
1874年6月，戴德生因脊椎受伤不得不离华返英疗养，病重时几至瘫痪。到1875年4月，戴德生的健康逐渐恢复，他坚信神一定会带领他重返中国。他每天对着墙上的中国地图，迫切为九省祷告;更祈求神亲自差派18位"大有信心、真诚奉献、火般热心，乐意为主生活、为主工作、为主受苦，甚至为主而死"的宣教士去中国。结果神给了他24位，包括已在中国宣教的6位，共30位，从而掀开中国西南宣教开拓史的一页。
1876年9月，戴德生率队启程来华，神此时也为他们打开内地宣教之门。1876-1877一年半之内，大约二十位宣教士深入中国内地，总行程三万哩路，创下诸多个"第一":戴亨利(Henry Taylor)是第一个进入九省的宣教士;福珍妮(Jennie Faulding Taylor)是第一个深入内地的女宣教士;赐医生(H. A. Schofield)在山西太原建立了内地会第一所医院;金辅仁夫妇(George & Emily Snow)是第一对定居于内地(陕西汉中)的夫妇;麦卡悌(John McCarthy)成为第一个进入云南的基督教宣教士 ……。
1876-1879年，中国华北发生前所未有的大旱灾，整整持续了四年，同时伴有蝗灾与瘟疫的发生，其中尤以山西灾情最为严重。巡抚曾国荃如此描述说:"赤地千有余里，饥民至五六百万之众，大祲奇灾，古所未见"，甚至在许多地方出现人吃人的现象。
内地会宣教士秀耀春(Francis James)和德治安(Joshua J. Turner)于1876年到山西开拓宣教工场，适逢大旱，遂投身于赈灾事宜。随后，内地会与另外三个差会合作，共有69位男宣教士全力投入赈灾行动。因急需从事妇孺工作的女宣教士，一时又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戴德生只好让自己的妻子珍妮前往山西赈灾。当时珍妮已有两个孩子，但她把他们托给戴德生的妹妹戴贺美照顾之后，便带着两个年轻的女宣教士奔赴灾区，不久在太原成立了一所孤儿院，救助孤儿、弃儿。
1879年戴德生在山东烟台养病期间，感觉到那里依山傍水，气候宜人，遂萌生创立学校之念，以供内地会子弟就读。后与祝名扬一起购置土地，购买建材，建造校舍及修养所。1881年1月学校正式开学，名之为"芝罘学校"，当时学生只有祝名扬的三个儿子。1882年招收学生14人; 1886年增至100人，分男、女、预校等三个部门。学校授课一律采英国学制，高中毕业须经牛津考试，及格者可升入英国任何大学。数年后，芝罘学校成为苏彝士运河以东最好的英文学校。至1942年，芝罘中学男女两校，共栽培学生2,116人，其中内地会子弟756人，毕业后献身宣教者有152人。
1942年，珍珠港事变后，芝罘被日军关闭，校产为日军接收，全校师生被关入山东潍县集中营，其中包括戴德生儿子戴存仁(Herbert H. Taylor)牧师和奥运短跑冠军李岱尔(Eric Liddell)。在二年多时间里，老师们以他们全部的爱关心、照顾着学生们的学习与生活，直到1945年8月战争结束。
从1879年开始，戴德生不顾自己的病体，经常到各地巡视工作，探视深入内地各处的同工。所到之处，给同工们带去具体的帮助与关爱。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他已行过一万五千哩以上的路程。虽然舟车劳顿，十分辛苦，但他内心却充满了极大的喜乐， 1880年7月他写信给母亲说:"看到福音传到中国最偏远的地方，我心中的喜乐不可言喻。这事工值得我们为之生，为之死"。
1881年11月，戴德生在武昌召开会议，探讨内地会的事工与策略。会议决定再次征召77个宣教士。为此，戴德生特地于1883年3月返回英国。在任职伦敦内地会的妹妹戴贺美和妹夫海班明(Benjamin Broomhall)的协助下，到1884年共有76位应召成为内地会宣教士，其中包括海班明的长女A. Gertrude Broomhall和长子海国禄(A. Hudson Broomhall)。姐弟俩同日启程赴中国太原，成为日后"海家班"在华宣教的先驱者。
至1885年时，除原有沿海二省(浙江、江苏)、内陆二省(安徽、江西)外，"中国内地会"已进入福音未至之内陆九省，远至云南、西藏。根据海恩波在《中国内地会五十年史》一书中的统计，内地会至此共建立45个有组织的教会，141个宣教站或布道所，学校16所，宣教士137人，中国同工106人，受洗的中国基督徒1,764人。
第三阶段(1885-1895):国际化时期
在这一阶段，内地会开始走向国际化。先是由戴德生和美国布道家慕迪共同促成的"剑桥七杰"之献身，在英美造成轰动;后有北美内地会之成立，差派宣教士来华;接着又有欧洲差会加入，成为伙伴差会。同时内地会在世界各地，包括中国、苏格兰、美国和澳洲等地，成立谘询委员会，从而使内地会成为一个超宗派、国际化的宣教机构。
"剑桥七杰"，即何斯德(D. E. Hoste)，施达德(C. T. Studd)，司米德(Stanley P. Smith)，章必成(Montagu H. P. Beauchamp)，盖士利(William W. Cassels)，杜西德(Cecil H. Polhill-Turner)，与杜明德(Arthur T. Polhill-Turner)。他们之中，有出身贵族、巨商，有运动明星、皇家军官，又皆为剑桥大学高材生，却为基督福音的缘故甘愿放弃锦绣前程，甚至放弃巨额遗产，于1885年2月启程来到封建落后、充满敌意的中国内地，把他们的青春、才华与爱奉献给中国人民。他们抵华后，数十年之久，深入山西、四川、甘肃，甚至西藏，拓荒布道，建立教会。何斯德和司米德在山西与洪洞县的中国传道人席胜魔成为亲密同工。席胜魔原系一秀才，吸食鸦片成瘾，后由英国宣教士李修善牧师(David Hill)带领信主，不但自己戒掉鸦片，还广设"天招局"，助人戒烟。1885年夏，何斯德、司米德等人来到平阳，席胜魔得益良深。1886年当戴德生来山西时，亲自按立席胜魔为平阳、洪洞、大宁三区的主任牧师。席胜魔与何斯德同工十年之久，成为主内至交，直到1896年离世为止。
1886年6月戴德生在上海召集同工，为购地建立内地会总部祷告。会间有一位名叫荣晃熙(Archibald Orr-Ewing)的青年人，刚刚在英国继承了一大笔遗产后来到中国，准备加入内地会。祷告会上，他受感奉献为建造总部所需的全部费用。1890年2月，内地会总部落成，门前纪念碑上刻着:"为神的荣耀，并在中国拓展他的国度而建"。此后四十年间，这三幢楼房充分发挥功能。到1929年时，内地会宣教士由当年的360位增至1,200位，楼房不敷使用，遂将之变卖，另建新楼于新闸路，并于1931年举行了奉献礼拜。
1886年11月13日，戴德生在安庆召开会议上，正式成立"中国谘询委员会"，任命范约翰(John Stevenson)为内地会副主任，巴子成(James Broumton)为司库，宓道生(James J. Meadows)为浙江省监督，卫养生(James Williamson)为副监督，顾正道(William Cooper)为安徽省监督。此外还作出两项决议:1、征召一百位新的宣教士;2、在安庆成立语言训练学校。为征召宣教士，戴德生于1887年1月第六次返英，四处奔波呼吁，足迹遍布整个英国。是年底，共有102位宣教士应召踏上中国宣教之行程，再次超过戴德生所想所求。
戴德生在中国多年，深深感受到鸦片对中国人民造成的危害。1888年6月，在伦敦召开的第三届"国际宣教大会"上，戴德生提出抵制鸦片贸易的动议，并获得一致通过:"本大会在此，义正严词表达我们的看法，我们谨呼吁政府竭尽所能，全面压制邪恶的鸦片贸易，否则不足以为那已造成、并且还继续造成，对中国人民身体、道德与社会，无可计数的伤害，担负起责任"。戴德生的妹夫海班明，多年从事反鸦片活动，不遗余力。他在内地会任职期间，担任"反鸦片协会"干事一职，编辑《全国正义》杂志，并著有《吸食鸦片的真相》(The Truth of Opium Smoking)，与《英国的罪恶与愚蠢》 (Britain's Sin and Folly)等书。在教会、宣教士和其他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下，促使英国政府终于在1917年全面禁止对中国输出鸦片。
1887年11月，一位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的美国青年霍亨利(Henry W. Frost)来到伦敦，邀请戴德生到美国讲道，传递内地会的异象。1888年7月，戴德生在次子戴存义(Howard Taylor)陪同下，到慕迪举办的学生夏令会及尼亚加拉湖畔退修会上讲道，结果竟收到足以支持8位内地会宣教士的奉献。由此戴德生觉得成立内地会北美分会，接纳北美宣教士的时候到了。他继续在北美领会一段时间后，志愿加入内地会的青年竟超过40位之多。经遴选后，最后选定14位，由戴德生亲自带领，于1888年9月从多伦多启程前往中国，史称北美"兰茂密尔"团体。1889年戴德生第二次到北美，主持成立"北美谘询委员会"于多伦多。到1893年底，北美分会共差派出39位宣教士赴华宣教。
1889年10月，戴德生为《亿万华民》杂志撰文"传给万民"，呼吁一千位宣教士到中国去传福音。此后他的北欧之行，以及在1890年5月上海第二次"中国宣教士大会"上，他都一再分享这一信息，结果导致了内地会与其他差会之间的伙伴关系，并且酿成千名宣教士征召运动。1890年8月戴德生在章必成陪伴之下，应邀前往澳洲主领聚会，内地会澳洲分会遂应运而生。至1890年11月，共有12位宣教士加入内地会，跟随戴德生前往中国。1891年1至4月之间，来自欧洲、美国、加拿大的七队人马，共78人抵达上海;另有北欧来的北美瑞挪会两队50人也赶来加入到中国宣教行列，他们都在千名宣教勇士之列。
此时，内地会几位资深宣教士的第二代兴起，步其父辈的后尘先后来到中国。首先是戴家: 继戴存仁于 1881年到中国之后，戴存爱(Maria Taylor)、戴存义(Howard Taylor)和戴存信(Ernest Taylor, 1875-1945)也先后加入内地会。
其次是海家:包括后来嫁给何斯德的长女Gertrude、长子海国禄、四女海懿德(Edith Broomhall)，次子海恩波(Marshall Broomhall)，以及四子海文启(Benjamin C. Broomhall)，先后加入内地会来到中国。不但如此，海家的第三代，包括海国禄的两个女儿海宽爱(Mary Gertrude)和海宽厚(E. Marjory)，以及海文启的儿子海恒博(Alfred J. Broomhall)，也分别于1921、1924与1938年加入内地会。戴、海两家的第二代，被分别派往江西、河南与山西宣教。
再次是金家: 也就是戴德生的好友Grattan Guinness的儿女们。先是长女金乐婷(Geraldine Guinness)于1888年来到中国;1894年她与戴存义结婚，此后，国人以戴存义师母称之。她擅于并勤于写作，为内地会保存了许多珍贵的历史。她的弟弟金纯仁医生(Dr. G. Whitfield Guinness)，于1897年到河南行医传道，成为开封著名的金大夫，后因感染斑疹伤寒殉职。他的儿子金立时(Henry Guinness)也曾在河南及台湾等地服事。
此外，宓道生、路惠理(William Rudland)、鱼爱光(Charles Thomas Fishe)、鲍康宁(Frederick W. Baller)、卫养生、祝名扬，与麦卡悌等人的子女也陆续跟随他们的脚踪，加入内地会。其中，麦卡悌之子麦有德(Frank McCarthy)，曾担任芝罘学校校长达35年之久;祝名扬的两个儿子，祝康宁(Frederick Judd)与祝家宁(Charles Jr.)，还有孙女祝美兰(Kathryn Judd)，也都成为内地会的宣教士。
截至1895年底，中国内地会共有宣教士604位，中国同工417位，福音站121个，会堂233所;教堂149所，学校46所;中国受洗基督徒7,173位。在组织建设上，先后在加拿大、美国和澳洲等地设立分会;更有挪威、瑞典、芬兰、德国等各国伙伴差会加入，从而使中国内地会成为不分宗派，不分国籍，在基督里真正合而为一的国际性差会。
第四阶段(1895-1905):世代交替时期
在这一阶段中，中国经历了中日甲午之战，戊戌变法以及庚子之乱，政局瞬息万变。戴德生为各处宣教士的安危，时常焦虑。他的身体，也因长期透支而日益衰退，内地会新老交替不可避免。
1895年，戴德生任命年轻的顾正道(William Cooper)为助理主任，协助处理行政及巡回探望。1896年5月戴德生将所有事务交给顾正道，然后与珍妮返回英国。虽然年老体衰，戴德生在英国仍然马不停蹄四处奔波，为要把传福音给万民的异象，继续传递下去。同时他探望各个部门，为交接班作准备。他说:"我的目标，就是让各个部门没有我，仍然可以运作"。
1898年1月，戴德生第十次来华。刚抵上海，病痛就又发作。待稍微好转后，他于同年11月即启程赴重庆，参加1899年1月"华西宣教士大会"。会后病重，珍妮为他跪祷祈求，竟获痊愈。1899年9月在戴存义夫妇陪同下，戴德生又远赴澳洲，推行"前进运动"。1900年4月，戴德生应邀到纽约联合宣教士大会上主讲"宣教工作的能力之源"，届时美国总统和纽约州州长亦出席欢迎他。同年5月到波士顿主领聚会，会间突然体力不支，思绪中断，这是他身体严重耗损的结果。
1900年6月，戴德生和珍妮由戴存义夫妇陪同，前往瑞士休养。正当此时，在中国爆发了"义和团之乱"。7月初，顾正道在保定被拳民杀害，成为内地会首先为主殉道者。7月9日太原宣教士47人全体遇难。在整个义和团之乱中丧生的宣教士，山西126人，蒙古22人，直隶19人，浙江11人，山东、湖北、河南及北京、上海共11人，合计为189人。单内地会被害者就有79人(成人58人，孩童21人)之多。中国基督徒殉道人数更高达两千多人。
当消息传到瑞士，戴德生心如刀割，几乎支撑不住。他说:"我不能看书，不能思想，甚至不能祷告，但是我能信靠"。是年底，他开始写信安慰受难家属。1901年1月委任何斯德为代理主任。虽然内地会的生命财产蒙受极大损失，但戴德生与其同工仍决定本着基督之爱，持守不索赔、不怀恨、不报仇的原则，即使中国自愿赔偿亦不接受。休养期间，戴德生心系中国，渴想早日返回宣教工场，未料跌倒背伤重犯，以致不能行动。1902年11月，戴德生辞去总主任之职，1903年1月由何斯德继任为第二任总主任。
1904年7月30日，戴德生夫人珍妮因癌症竟先他而去，葬于瑞士。1905年2月，戴德生在戴存义夫妇陪同下，启程前往中国--他心中眷恋的第二故乡。他们于同年4月17日抵达上海，适逢"中国谘询委员会"召开春季大会，故得以会见何斯德、范约翰、宓道生等主要同工。随即前往扬州，度过复活节后，又前往镇江，到教士公墓看望了玛丽亚和孩子们的墓。然后乘船到汉口，与好友丁韪良(W. A. P. Martin)、杨格非(Griffith John)会面，并留下珍贵镜头，当时三人在华宣教时间合为156年。5月1至31日他们一行三人前往河南，探望教会与同工，所到之处，深受欢迎与爱戴。6月1日戴德生来到长沙，亲见福音在祷告了三十年的土地上生根，心中倍感欣慰。两天后他在长沙去世，享年73岁，归葬在早他而去的爱妻与三个早夭儿女的墓旁，并他所深爱的中国土地上。当他离世时，内地会宣教士已由当年的24位增至825位;中国同工增至1,152位;中国受洗基督徒已达18,625人;有组织的教会有418个，宣教站、布道所与会堂合为1,424个，学校150所。而且中国内地会所奉行的信心原则，例如不募款、不举债、无定额薪资等，皆成为后来许多信心差会的典范。因此戴德生不仅被称为"中国内地会之父"，也被视为"信心差会之父"。
1853年戴德生带着基督的爱来到中国，52年后，他带着中国人的爱，归返天家。然而，这爱的故事并未因他的死而完结，乃是透过千千万万的宣教士、中国传道人、信徒，以及他的儿孙，直到如今一百四十多年来，从未中断，并且还将持续下去。戴家每一代都有人献身于中国宣教。戴德生之子戴存仁在华宣教时间长达64年之久;他的儿子戴永冕(James II)也终身奉献给中国教会，先后在河南、陕西、台湾等地，拓荒布道，建立教会，开办圣经学校，为教会培训人才;他的儿子戴绍曾(James III)于1929年出生在开封，珍珠港事变后，曾被关入山东潍县集中营。他的儿子戴继宗(James IV)于1959年出生在台湾，现在已成为台湾人的女婿。他正如其名"继宗"一样，继续事奉祖宗所事奉的神，继续关心祖宗所关心的中国。如今华人的血已融入戴家，他们的第六代正在成长。几年前，戴继宗与妻子带着年幼的儿子戴承约，来到镇江戴德生的墓碑前，向神祷告，求那大大感动戴德生的灵，继续感动承约，盼望他也像先祖一样，愿意奉献自己的一切给中国人。神的爱，藉着戴德生、他的同工和他的后世子孙，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妻子:福珍妮(中左)
儿子:戴存仁(长子，后右)，戴存义(二子，后左)
儿媳:葛珍莉(戴存仁妻子，中右)
孙子:戴永冕
曾孙:戴绍曾
戴继宗(娶台湾基督徒柯悦敏为妻)
戴承约、戴承书、戴承亚
妹妹:戴贺美
妹夫:海班明
戴德生有很多名言鼓励传教士和基督徒:
"我若有千磅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我若有千条性命，绝对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
"不是为中国，是为基督"
"我们能为主做更多吗?"
"上帝的工作如果照上帝的吩咐去做，绝对不会缺少上帝的供应。上帝一定会供应我们一切所需要的"
If I had a thousand pounds China should have it-if I had a thousand lives, China should have them. No! Not China, but Christ. Can we do too much for Him? Can we do enough for such a precious Saviour?
一、 持定末世论(Eschatological Stand)，认为人死的境况最重要，他说:"人不是在地狱的火中永远被烧，就是在天堂的祝福中永远喜乐。"
二 、灵性重于物质，认为中国的需要实在属灵信仰方面，当灵性的问题解决了，其他需要也会迎刃而解。严格划分"神圣"和"世俗"的工作，认为"世俗"事物必须能使我们带人归主，才值一做。他说:"如果我们用医疗工作替代福音的传讲，或用学校教育代替圣灵的能力，都是极大的错误。如果我们的意志是人能借教育的过程，而非借着圣灵的再造，来改变归正，这将是极大的错误。"
三、强调祷告的功效。认为带人归主，帮助人接受基督得圣灵充满祷告是最有效的工具。
先让我们稍微列出内地会在三十年中的发展情况:
1869年 内地会 整体 百分比
布道所/传教站 15 303 5%
礼拜堂 15 292 5%
传教士 30 280 11%
中国教牧 18 388 5%
守圣餐者 119 5710 2%
学校学生 0 4389
1879年 内地会 整体 百分比
传教士 200 901 22%
中国教牧 114 1388 8%
守圣餐者 1314 25067 5%
学校学生 274 8153 3%
1886年 内地会 整体 百分比
布道所 162 472 34%
传教站 175 1984 9%
传教士 835 2520 33%
中国教牧 627 5079 12%
守圣餐者 7280 80815 9%
学校 120 1772 7%
学生 1659 29166 6%
1898年 内地会 整体 百分比
布道所 2070 6607 34%
传教站 637 4267 15%
教会 476 2448 19%
传教士 863 3346 26%
中国教牧 1306 9594 14%
守圣餐者 14310 164718 9%
日间学校 125 2106 6%
学生 1971 41171 5%
中高等学校 67 372 18%
学生 1191 14320 8%
医院 8 160 5%
诊所 138 236 58%
戴家有五代在中国宣教工作。可以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事奉耶和华"这一句话在他们这一家族里面是落实了。其中第四代的戴绍曾(Jim Taylor)牧师曾任海外基督使团总裁、圣光圣经书院院长、中华福音神学院院长，1994年在中国四川协助创办国际专业服务机构(MSI)，并承担为第一任MSI总裁，于2009年3月20日离世归主，享年79岁;第五代的孙子戴继宗牧师在香港事奉，于1993年与台湾基督徒声乐家柯悦敏小姐结婚，柯小姐成为戴家第一位中国人成员。而戴德生成立的内地会，于1964年改称"海外基督使团"，总部设于新加坡，继承戴德生的宣教心志，向东南亚的民族传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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