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索马里海盗的真实身份 索马里的海贼

中石化被高盛做局，并不是第一例。据统计，十几年里，央企在这上面亏损高达数百亿元。

2008年，中信泰富147亿港币的外汇巨亏、荣智健黯然下课；2004年，中航油巨亏5.5亿美金破产；2008年，中国国航的套期保值合约亏损近75亿元,东方航空套期保值合约亏62亿，这些交易的对手方都是高盛。

而到了2012年9月，当时国资委副主任李伟发表文章披露，68家央企涉足金融衍生产品业务浮亏114亿元。他指出，企业追逐高额利润套利投机是要害所在，另外，违规越权操作、风险控制不力等原因也值得深刻反思。

以中航油为例：时任中国航油总裁的陈久霖由于从事石油衍生品交易，在导致中航油总计亏损达5.5亿美元（公司当时净资产仅1.45亿美元）之后，于2004年12月8日被新加坡警方逮捕。当时高盛中国精心设了个局，通过它在新加坡的子公司杰润公司建议中航油在市场上做空石油期权，然而高盛却反其道而行暗暗大量做多。当初，在出现账面亏损时，陈九霖要求立即斩仓。但是，高盛却建议“挪盘”。中国航油的两次挪盘建议，都是高盛在陈九霖出差在外时提出的。随着亏损额加大中航油不得不继续加码做空，希望能等到油料下跌的那一天，可以一举翻本。

中航油典型的赌徒心态，这也体现出国企在与国际市场玩家搏弈时幼稚的一面。结局大家都知道，三件事：中航油破产；杰润公司摇身一变成为债权人；高盛与中航油对赌获利巨大。

“中国航油曾经将高盛告上了法庭。但在我入狱之后，这场官司不了了之。”

2004年，康纳尔大学黄明教授以衍生品专家顾问的身份应邀回国参与中航油重组，在亲自查了中航油购买金融衍生品的相关合约之后，黄明意识到，中国企业正在遭遇华尔街“金融鸦片”的侵蚀。

黄明：“在这个过程中，我简直就吓了一跳，高盛为了自己榨取巨额利润，给中航油新加坡设计了一个极其复杂，极其就有点像是剧毒产品，我的反应总结就是两个字：气愤，这个气愤就是气愤我们的国企会如此的愚蠢，做这种对自己对这个企业完全没必要的合同，然后导致巨额的亏损。”

金融衍生品的功能原本非常简单，就是为了帮助企业消除未来可能存在的风险，那些复杂金融衍生品所起到的作用却恰恰相反。

黄明说，“简单和复杂，按对一个衍生产品的定价、风险、计算它的数学复杂程度来区分，那么简单的有初中数学水平就能搞定的，比方说期货、互换那是绝对简单的，还有用诺贝尔奖理论才能定价，就期权，最简单的期权，比诺贝尔奖理论能定价的简单期权之上的，我都称为复杂的，那都得靠几百几千行的计算机程序，一个非常懂的往往是物理博士，数学博士出身的人，来给他定价分析，才能把它给算清楚的，这一类都算是复杂的。”

当时，有一个大学老师被航空界请去做咨询，看完了之后，这位老师感觉非常吃惊，觉得这个合同有如此内容之多，就是150多页，就他来看，得看它几天，而且好多看不明白，就它在提示风险的时候就很小的字，把好的时候都说得很大的字。”

作为中国期货市场的创始人之一，中国农业大学常清教授也发现了国际投行真正的意图。

常清：“举例讲说高盛手里拿着大量的石油的多单，一直往上涨他也赚钱，但是他也怕价格下跌，怎么办，他就从中拿出一部分钱来买保险，怎么买保险，就说价格一直往上涨的时候，我每月给你多少钱，这不是保险费，但是一旦价格跌到某个位置，你就变成了买者，它等于把手里的多单、原油全卖给你了，它没有风险了。”

黄明：“我们的社会，对我们国际大的投行，有迷信有盲目的崇拜，把他们当成精英，把他们当成独立的专家，而事实上国际投行是一个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一个商业体系，你不能把商人当成一个独立的专家，我们的企业经常犯这种错误。”

高盛这些复杂的金融衍生品，在美国本土市场上却难觅踪影。

1994年，曾经是美国十大金融机构之一的信孚银行被推上了被告席。起诉信孚银行的，是著名的宝洁公司。宝洁指控信孚银行通过欺诈手段对其销售极其复杂的金融衍生产品，导致宝洁公司亏损1.02亿美元。信孚银行最终被法庭判定有欺诈嫌疑，在信誉崩溃之后被德意志银行收购。正是这种法律威慑，让华尔街的投行不敢在美国国内销售复杂衍生品，但却转而向新兴市场发起了进攻。

在美国不能销售的产品，却在中国找到了巨大的市场。

不要忘记，2015年股灾的时候，司度等境外公司利用金融衍生品，扰乱中国市场，获取暴利。反过来说明，与境外对手相比，大陆的脆弱，提高金融监管水平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金融衍生品业务涉及期货、期权、远期交易、委托理财等市场，而这些对口的监管部门包括证监会、银保监会、外管局、国资委等多个机构。各监管部门如果不能协调好各自的工作范畴，就无法有效防范风险。高盛涉嫌通过误导性陈述、金融欺诈中国央企，导致巨大亏损，有关部门应考虑起诉高盛，让其付出代价，如果长期放纵境外投行，诉讼体制缺位，悲剧将会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