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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一颗挂绿荔枝拍出了5.5万元的高价，成为全球最昂贵的水果，一举打破了世界吉尼斯记录;2002年，一颗18.8克的挂绿荔枝更是拍出了55.5万元的天价，刷新了世界纪录，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
知识解析：
2001年挂绿荔枝曾拍出每颗5.5万元天价、被称为“世界上最贵的水果”而载入吉尼斯记录的增城挂绿荔枝，2002年10颗挂绿荔枝以每颗1.2万元的底价起拍。据称，当时已经有超过20位竞买人。
2002年挂绿荔枝单颗的最高拍卖价是55.5万元，不仅刷新了世界吉尼斯纪录，也吸引了全世界的关注。
这棵著名的挂绿荔枝树被铁栏杆层层围起，不少外地游客隔着10多米远的距离，争相一睹这棵有400年历史的传奇古树的风采。而10颗挂绿荔枝静静地挂在树上，待价而沽。
全球最昂贵的水果
我国是世界上栽培荔枝最早的国家，国内又以广东较早，栽培历史已超过2000多年。增城一直是广东省最为重要的荔枝产地，素有“荔枝之乡”的美名。北宋张宗闵所著《增城荔枝谱》所记录的增城荔枝品种便超过百个。成书于元朝大德年间的《南海志》也称“(荔枝)今佳品多出增城”。
在众多增城佳荔中，挂绿荔枝无疑是皇冠上的明珠，被公认为是中国最知名的荔枝品种，尤其是挂绿母树仅剩“西园挂绿”一株，又为其增添了许多神秘色彩。那么，挂绿荔枝都有些什么与众不同之处呢?
一是外形独特。挂绿果实扁圆，不太大。《岭南荔枝谱》描述说：挂绿的果蒂上，带有一绿豆般大小的小果粒;蒂的两侧果肩隆起，有小果粒一侧稍高，谓之龙头，另一侧稍低，谓之凤尾。果实成熟时红紫相间，一绿线直贯到底，“挂绿”一名因此而得。
二是果肉细嫩清甜、幽香爽脆，凝脂而不溢浆，用纱包裹，隔夜纸张仍干爽如故。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说：“挂绿爽脆如梨，浆液不见，去壳怀之，三日不变。”美国农学家高鲁甫考察过挂绿后说：“(挂绿)以非凡的口感与香气而闻名天下”。
三是稀少且不易繁殖。挂绿异地即变的特性决定了其数量的稀少。有关其数量，清康熙年间的“数十百株”已是最多的时候了。清乾隆、嘉庆之后，挂绿已名扬中外，但因产量稀少而价值奇高，有“一颗挂绿一粒金”之说。
历史上，增城“西园挂绿”曾进行过三次拍卖，从它所拍出的价格，便可知其价值之高。
1948年，增城县政府将母树所结的8颗荔枝进行公开拍卖。最终，县长张寿以七担稻谷的代价竞买成功。此事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申报》等报刊都对此作了报道。
2001年，一颗挂绿果拍出了5.5万元的高价，成为全球最昂贵的水果，一举打破了世界吉尼斯记录;2002年，一颗18.8克的挂绿果更是拍出了55.5万元的天价，刷新了世界纪录，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
挂绿源自“变异种说”较为靠谱
关于挂绿的起源，社会上流传着“绿罗说”、“何仙姑说”、“山枝变异说”、“引种福建说”、“石硖龙眼嫁接说”等近十种说法。“绿罗说”称，挂绿荔枝即古代的绿罗荔枝，在宋代甚至是唐代已出现;“何仙姑说”称，何仙姑把一根绿丝线随便挂搭在增城的一株荔枝树上，后来所结的果实皮上便永远有一根绿色线。“山枝变异说”称，增城西园庵内有一株山枝荔枝，后因有人将稻谷堆积在树下，山枝吸收腐烂稻谷的肥力，遂变佳种，后人称为挂绿。植物专家认为，山枝易变，这种传说有一定可信度。
但是，以上观点大都缺少历史文献的支持，因此，广东农史研究专家杨宝霖、彭世奖认可的“尚书怀的变异种说”，是挂绿起源的较可靠说法。
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任东莞知县的钱以垲所著《岭海见闻》，就对增城挂绿荔枝产生的由来有准确的记载：“新塘去莞四十里，地隶增城，湛甘泉先生所居乡也。有湛氏居傍山麓，林木丛翳。康熙八年偶产一树，以为杂木欲除之，及花，乃荔枝也。其实大于常荔，坚莹似玉，脆如霜梨，津液内敛，剥而怀之，三日不变。其色微红带绿，因名‘挂绿’。味之香美，冠于群荔。”
可见，挂绿荔枝产生自增城新塘，时间为康熙八年(1669年)，且是属于偶然得之，其外观、品质与其他品种有很大不同，应为荔枝实生苗的变异种，而非人工培育所得。
《岭海见闻》里所提到的湛甘泉，是新塘名人湛若水的后人。湛若水曾任明朝吏、礼、兵部尚书，他从福建著名的“荔枝之乡枫亭”怀荔枝核而归(收集到一批优质的荔枝种子回到故乡)，培育出广东荔枝名种“尚书怀”。当时，诞生挂绿荔枝的新塘沙贝乃至增城，都以种植尚书怀为主。
据记载，新塘沙贝因特殊的自然环境原因，多产品质特异的荔枝，所以湛氏故居所生的此棵挂绿荔枝，极为可能就是尚书怀的变异种。挂绿荔枝能在短时间内声名鹊起，湛若水的名人效应也起到相当大的作用。
挂绿颠覆“闽荔最佳”定论
在挂绿荔枝横空出世之前，人们一直认为闽荔为最佳的荔枝品种，如北宋著名学者蔡襄在《荔枝谱》中就称赞福建名种陈紫“色香味自拔其类，天下第一”。其中，“闽为上，蜀次之，粤又次之”等流行的有关荔枝品质评价，一度被认作为定论。然而，增城挂绿的出现彻底颠覆了这种局面。
将挂绿荔枝推向全国的第一人，是清初著名浙江籍诗人朱彝尊，他是浙西词派的创始人之一，在当时国内颇具影响力。朱彝尊曾品尝过增城挂绿，超拔的品质让他难忘。在康熙年间，他两次到福建，在品尝了包括福州、莆田枫亭等地的闽荔佳品后，在《题福州长庆寺壁》中写下他对挂绿与闽荔的评价：“以予论之，粤中所产挂绿，斯其最矣。而蔡君(蔡襄)谟谱乃云，广南州郡所出精好者仅比东闽之下等，是亦乡曲之论也。”意思是说，蔡襄说闽荔优于粤荔，是乡里情怀作祟的结果，广东荔枝特别是挂绿，才是最佳的荔枝品种。
朱彝尊的同乡、明末清初著名文人、曾任户部侍郎与广东右布政使的曹溶，遍尝闽粤名荔后说“言亦如竹垞”(竹垞即朱彝尊之号)。
推崇挂绿的不仅有省外名士，更有广东名士，他们通过诗作的记述，对挂绿美名的迅速传播起了极大作用。“岭南三家”中的两家陈恭尹和屈大均，就曾不遗余力地推介挂绿。
陈恭尹的诗作中以挂绿为题的有多首，《南乡子》云：“晚熟是增城，小核新州亦得名，不及凝冰和挂绿。”
屈大均的《广东新语》也认为新兴香荔等“皆不如挂绿之美”。康熙八年(1669年)秋天，屈大均结束了多年在外漂泊的生活之后返回故乡，后继室王华姜因小产而亡，年仅25岁，屈大均甚感悲伤，特别搜集了增城挂绿、凝冰子等佳荔来祭祀亡妻，挂绿在他心目中的地位由此可见。
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名士们以挂绿为题材所作的诗便有60余首，这是其他荔枝品种所不能及的。
当然，朱、曹等人的言论自然不会令福建文人满意，闽粤荔枝孰优孰劣曾引发了颇为长久之争。如朱彝尊的好友福建诗人张远，虽力挺闽荔，但他也不得不承认，闽荔的知名度，慢慢逊于粤荔。他说：“昔蔡君谟《荔谱》脍炙人口，惜无继之者。故吾乡佳品寂寂于瘴烟霾雨之中……”
不论如何，随着闽荔的式微，康熙年间诞生不久的增城挂绿就迅速地占据了荔枝的王者位置，成为了天下第一荔。
新塘挂绿被“绝种”，仅一株幸存西园庵里
挂绿荔枝由于数量甚少，声名鹊起之后，一直为权贵所追逐。《广东新语》载：“好事者当未熟时，先以兼金购之，乃得。”崔弼《珍帚编诗注》谈及挂绿时，有云：“官买者，于二三月，持百金散布于有荔之家，俟六月中，或收十斤，收五斤，不问前数也。”
到了后来，权贵对挂绿的控制已经十分严酷，达到“圈树强买”的地步，在开花时节便派人去加以标记，时时监控。收获时，果农不仅得不到多少实惠，且不堪官吏的剥削与骚扰，最后忍痛把挂绿树砍光。
有关这段历史官方史志不见记载，只在个别文人的诗集和笔记中有零星记述。清嘉庆年间，文人崔弼在《珍帚编诗集》记载：“(挂绿)花时，长吏使标志之。岁畏其扰，斧之，无遗类矣”。
道光年间，文人黄景治在《定湖笔谈》更有这样的记述：新塘有一家农户茅厕的隐蔽地方尚保留一棵挂绿。权贵“孔方兄”知晓后，每年派人记录开花结果的数量，成熟后便占为己有，即便是树主本人也是“一颗不敢入口”，只能“伧然者久之”。
到了晚清，原产地新塘已不见挂绿踪影，新塘挂绿的衰亡，可谓是人祸而非天灾所造成的。但是，第一代挂绿并未因此而绝迹，在增城县城西郊西园庵尚存一株。清宣统《增城县志》有载：“挂绿一种，近以县城西门外西园一株为最名贵，价值十余倍于其他。”当时，此株挂绿连同周边荔枝园属西园庵的财产。
西园挂绿本是孤种，而且是独株， 于是，极少数的军官名宦和豪奢的公子巨商开始疯狂地追逐它的奇香异味。
光绪年间中后期曾任番禺、南海知县的裴景福所作的《寄杜雨田索增城荔枝》就说：增城西门外西园庵，有老树一株，已枯朽其半，名挂绿。这棵半枯的挂绿每年只能结出十数枚的荔枝，但不归西园庵所有，其果实都被官府预购，装入锦匣中，用来进奉更高级官员。当西园母树产量不足时，还取槎岗、梁屋等地的二代挂绿果实充数。
《荔枝闲话》等文献称，西园挂绿“为前清之贡品”，甚至“每岁于初结果时，将军府即遣兵一营前往监视。偶落下一果，亦须上报。”
到了民国初年，由于地方无赖不惧怕负责打理挂绿母树的僧人，经常去偷食挂绿果，无奈之下，西园庵便将挂绿租给了附近夏街村的大户黎兴。这些无赖慑于“大姓”声威，就不敢再去偷摘。
美国学者高鲁甫造访西园，挂绿声名远播海外
1918年，美籍园艺学家、岭南大学农科开启者高鲁甫教授在教员郭华秀等人陪同下实地考察了西园挂绿荔枝。1921年高鲁甫在美国出版了著作《荔枝和龙眼》，这大概是最早介绍中国荔枝特别是挂绿的英文学术专著，增城挂绿第一次走出国门，为国际社会所认知。书中多处提及对西园挂绿的考察情况——
“挂绿荔枝一斤卖24美元，外围是粗壮高大的木制栅栏围住，里边是支起了一些竹制的围栏，竹制围栏架起了一张大网把树罩住。这些保护措施不仅仅是为了防止小偷，也是防止人们取其枝进行繁殖。”(郭华秀记述说：用大网罩住，还为防止雀鸟飞鼠之侵害。在挂绿树旁，筑有一个葵棚，有专人看守)。
“我们被告知，挂绿采摘时，采摘者往往被要求唱歌以确保他们没有机会吃到挂绿果实。如果从各荔枝品种的知名度角度来看，无疑是挂绿荔枝排第一位。在所有品种中挂绿也最为神秘，在中国文学作品里边有许多与之相关的传说故事。”
“在中华民国建立前，挂绿荔枝要么作为贡品进奉于皇帝，要么被官员占有。现如今，许多所谓的挂绿荔枝作为奇珍展示销售，但多数都是赝品。……近日，有朋友赠送给我一颗挂绿荔枝，用小红盒装。朋友告诉我花费了1美元。我带给一个荔枝专家鉴定，这位专家告诉说，这颗挂绿不是从母树产的，因为末端不是绿色，没有绿线。”
有待攻克的“异地即变”难题
1934年，当时主政广东的陈济棠乘车前往罗岗赏梅，中途突然遭到不明来历者开枪袭击，绕道增城躲避。因路途颠簸不慎摔伤，便在增城寻医诊治。但他在增城并未发现有公立医院，故而决定捐助白银5000元给县府，着即筹建救济院，并命将增城西园挂绿荔枝每年所得标投的收益款项，全部拨归救济院作经费之用，另拨款给原来的承批户作为终止批约的补偿。
抗战爆发后，增城县救济院停办，1938年被日军飞机炸毁。此时，“(西园)杂草丛生，挂绿母树置身于杂草丛中。”
1949年10月，人民政府接管西园挂绿。新中国建立初期，西园挂绿荔枝果实“基本都是上送”。1955年，西园挂绿丰收，产果37公斤，除上送和县委留下之外，还将十多公斤运往广州南方大厦公开出售给群众，一时成为佳话。
1956年以后，西园挂绿凡是有结果都要上报省委。果熟时，“由陶铸派人来摘取，据说是上送给中南局和党中央”。
针对当时西园挂绿老树长势呈现衰退之势，增城县还曾请过苏联等国专家前来诊断。
到了1975年，因挂绿母树树龄过高，再加上周边水位过高等环境问题，挂绿母树树势衰退加剧。1978年，母树原已复壮的树冠出现大量枯枝落叶，造成秃顶，长势甚差。1979年7月，树势开始急剧衰退。该年冬，挂绿母树最后一桠完全枯萎。
万幸的是，1979年8月，在母树主干枯萎前，母株的基部萌发了一桠侧枝。挂绿新枝于1982年开始开花，1992年开始结果。1994年，专家对西园挂绿之果实进行鉴定，认为：“从果的形状和外观看，具有原老树的特征，与原老树没什么差别。”
增城境内，除西园挂绿外，还有其后代数千株。这些挂绿绝大部分是从西园挂绿圈枝、嫁接培植的。根据1988年的统计，西园挂绿的第二、三代有620株。常年产量约1000公斤。
据2002年统计，增城各地挂绿荔枝种植面积约318亩，挂果约9200多公斤。2012年6月，增城挂绿荣登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增城挂绿荔枝历时三百余年，由康熙年间的“数十百株”到现仅剩西园挂绿这么一株第一代挂绿，其经历坎坷，让人唏嘘不已。由此可知，合理与科学保护珍贵的农业遗产是何等重要。就挂绿荔枝而言，值得对其栽培技术进行深入研究，一旦攻克“异地即变”的难题，寻常百姓便可品尝“天下第一荔”之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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