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作者丨[美]玛丽·诺里斯
摘编丨安也
我总是把生理性别（sex）和社会性别（gender）混淆。自从玛丽·亚伯兰（Mary Abram）修女在法语课上教我们桌子（法语：la table）是阴性的，我就一直半信半疑。我想知道为什么，她却无法说明原因。她试着说服我语言是没有逻辑的，或者说某些惯用语不能用逻辑来解释。反正桌子就是阴性的，没有道理可言，过去总是如此，将来也会如此。
语言中有很多规则永远无从知晓或难以解释，只能说习惯使然。还是这位亚伯兰修女，有次竟然说，她倒要看看谁敢跟她说“my most favoritest thing”是错的。桌子的性别也许不会变，但性别的含义却会变，就像亚伯兰修女，某天竟会舍弃取自《旧约》的名字，脱掉修女服，逃离修道院，变身性感辣妹，最大的爱好就是抽烟。
大三时，我修了“文学中的女性”这门课程，授课老师是女性研究的先驱伊莱恩·肖沃尔特（Elaine Showalter）。那是一个思想争鸣的时代。新发明了对女士的尊称“Ms.”一词，女权主义者格洛丽亚·斯坦能（Gloria Steinem）刚创办了《Ms.》杂志，作家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在市政厅与女权主义者展开论战。但是，对我来说，女权主义是一个新概念，我以为它等同于穿长裤、讨厌老妈和怨恨男人。课上，我们读了影响深远的（seminal）女性作品：《黄色墙纸》（The Yellow Wallpaper）、《一间自己的房间》（A Room of One’s Own）、《向伯利恒跋涉》（Slouching towards Bethlehem）我们讨论的话题之一就是性别歧视语言。“女作家”（woman writer）这个称呼算不算是一种侮辱呢？难道没有一点“女司机”（woman driver）的意味吗？
本文出处：《逗号女王的自白：编辑的自我修养》，[美]玛丽·诺里斯(Mary Norris)著，安芳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20年8月版。
在那个年代，女人什么工作都能做，可以当厨师、宇航员、最高法院法官等，传统的女性职业词汇（如“hostess”“waitress”“usherette”）已逐渐被淘汰。福勒在编写词典时，正值女性争取投票权（women’s suffrage）之初（他应该更喜欢“female suffrage”一词），他心怀善意地认为，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职场，从事传统的男性职业，对“女性头衔”的需求也会增加。但事实并非如此。从维多利亚时代起就有的“authoress”（女作家）一词从来都不受欢迎，听起来有种屈尊俯就的感觉。就我所知，没有哪个女诗人愿意被称作“poetess”（也不想被称为“female poet”）。在英语中，阴性后缀有点矮人一截的意味，仿佛在说：“这位小妇人偶尔也写写诗。”
出人意料的是，如今“Ms.”已被普遍公认（连《Ms.》杂志也还在发行），而“actress”（女演员）和“comedienne”（女喜剧演员）则很大程度上被纳入没有曲折变化的“actor”和“comedian”。在某些情况下，我们改用了新的中性化职位描述。当男性开始在飞机上端茶倒水时，“flight attendant”（空乘，空服员）就取代了“stewardess”（空姐）；餐厅里现在用“servers”称呼服务员； 送信的邮差叫“postal carriers”。爱尔兰人戴维·马什（David Marsh）是《卫报》（Guardian）的惯用法专家，他提出凡是需要区分性别的场合，“用‘male’和‘female’就足够了”，并以格莱美奖项“国际最佳女歌手”（best international female artist）为例。但是就连该用哪个形容词都莫衷一是。在某些场合中，一些女性被称为“female”会大为恼火，因为这个词似乎只生殖系统，让女性觉得自己像一只鸡，只有大腿和胸脯有价值。
我听过人们说“lady doctor”（女医生）和“lady dentist”（女牙医），把贵族称谓和自然性别加在职业之上，很奇怪。至于男性，有“gentleman farmer”（乡绅）的说法，意思是既有钱财又有土地 [“Lady farmer”（女乡绅）就没有这种含义了，倒是可以说“lady rancher”（女农场主）]。“Male nurse”（男护士）、“male stripper”（脱衣舞男）和“male prostitute”（男妓）全都是转变了性别的词汇，表明男性正进入以女性为主的职业领域。一般来说，在英语中不必在职 业前加上性别，那样常常会得罪人。除了少数由生理决定的职业外，如“wet nurse”（奶妈）、“midwife”（接生婆）和“madam”（鸨母），为什么要加上性别呢？一些有阴性词尾的英语单词经久不衰，既有力又实用，如源自希腊语的“heroine”（女主角，女主人公）和源自拉丁语的“dominatrix”（女施虐狂）。
电影《将军的女儿》剧照。
如果亚伯兰修女当年引用了罗伯特·格雷夫斯（Robert Graves）与艾伦·霍奇（Alan Hodge）在《肩负读者》（The Reader over Your Shoulder）一书中关于性别的论述，也许能给自己和学生省下不少麻烦：“英语……在结构上具有某些特殊的优势。首先，鲜有曲折变化，也没有性属之分。罗曼语族与日耳曼语族没有机会简化到同等的程度，仍然保留着性属和曲折变化。它们都是从原始时期遗留下来的词缀，所有概念的性属，如树木、疾病、烹饪用具，都要从宗教习俗或禁忌的角度加以考量。”
格雷夫斯进而又写了一段话，要是 1969 年亚伯兰修女说过，也许会让我的求学之路少些焦虑：“性属没有逻辑可言，有时用来表示实际的生理性别差异，例如le garçon（男孩）、la femme（女人）；有时用来美化词汇，例如 la masculinité（男子气概）、le féminisme（女权主义）、le festin（盛宴）, la fête（节日）。”注意：“masculinity”（男子气）是阴性的，而“feminism”（女权主义）是阳性的。
我向来没有猜对外语中名词性属的天分，几乎总是猜错。不久前，我偶然找到一本笔记本，便用来掌握现代希腊语中名词的性属。希腊语与拉丁语和德语一样，名词有阳性、阴性和中性之分，有时词尾能提供线索（-omicron sigma 是阳性，-eta 是阴性，-omicron 是中性），但是也常常会误导人。
英语中也有隐秘的性别区分
古往今来，很多词语都已衰亡（sigma可能消失了），因此某个单词可能看起来是中性的，但仍保留古时的性别，尽管词尾看上去是阳性，但也许一直都是阴性。我决心掌握名词的性， 所以把每个名词都用炼金术中的符号作标记：一个圆圈加向上♂的箭头象征勃起，代表阳性；一个圆圈加向下的十字♀象征分娩，代表阴性。我得发明一个中性符号：一个圆圈上既有箭头又有十字，中间划一道斜线，像“禁止行人通行”的标志。真是可悲，我像是要把名词都给关进笼子里。
后来，我学习意大利语时，用自由联想式的记忆方法， 吃力地一个个背下每个单词的词性。如果英语中有相应的职业词汇，就容易得多。在意大利语中，poetessa（女诗人）不是一种侮辱，只是“poet”（诗人）的阴性形式，一如dottoressa、contessa 和professoressa 分别是“doctor”（医生）、“countess”（伯爵）和“professor”（教授）的阴性形式。但是 bicchiere 的意思是“glass”（玻璃），我该怎样记住它是阳性呢？读音与“beaker”（烧杯）相近，让我想到化学和化学家路易·巴斯德（Louis Pasteur），他恰好是男性：因此，bicchiere 也是阳性。但有时“烧杯”也让我想起居里夫人（Madame Curie），她也是一名化学家，却是女性，我就犯糊涂了。
至于bottiglia[意为“bottle”（瓶子）]，如果仅靠词尾字母 a 不足以提醒我它是阴性，我就会想起一瓶印着圣保利女郎（St. Pauli girl）图案的啤酒。Latte[意为“milk”（牛奶）]是阳性的，这似乎违反直觉，因为女人才分泌乳汁。于是我转而求助于自己当送奶工（milkman）时的经验：latte是阳性。当然，如果你从小生活在有性别区分的语言环境中，这些形式变化就随着母乳（阳性）一并吸收了。如果我从小就接触拉丁语，日后掌握词汇的性别概念可能就容易多了。
英语中也有隐秘的性别区分。我们历来用“she”（她）来指一艘船，也许现在不那么常用了，但是只要我们对某一特殊的船只产生喜爱之情，“it”（它）就会变成“she”，可能还会取一个女性化的名字。我也会把自己的车视为女性：我的伊克莱尔（Éclair），她上年纪了。当年我学竖琴时，老师家的客厅里摆满了演奏会用的竖琴，有镀金的、有黑檀的、有鸟眼枫的。老师告诉我，竖琴和船一样都是阴性。这会不会是巧合呢？因为这些名字在意大利语中也都是阴性，分别是 lanave（船）、la macchina（汽车）、l’arpa（竖琴）。我们会说“mother tongue”（母语）（“舌头”的拉丁语 lingua 和希腊语glossa 都是阴性），也会说“mother country”（母国）[不过也有“fatherland”（祖国）的说法]。美国被称为大不列颠之女。阴性隐藏在表面之下，阳性也是如此。
纪录片《编程：消除性别差距》海报。
代词在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一位朋友的父亲曾对她说：“别用‘she’来称呼你妈妈。”我朋友觉得为何不可呢，这个词很正确啊。但是在她父亲听来，却有失尊重：女儿用区区一个代词就把母亲给打发了。正如马克·吐温（Mark Twain）在《糟糕的德语》（The Awful German Language)一文中所写的，德语代词 sie（她）是“仅由三个字母构成的软弱可怜的小东西”。又或许，我朋友的父亲觉得“she”在暗示父亲和女儿密谋串通，用代词将母亲排除在外。
但是“she”为什么是一种侮辱呢？一个代词如何激起重重回响？在德语中，所有的名词、冠词（定冠词和不定冠词皆然）、形容词都可能根据三种性（阳性、阴性和中性）和四种格（主格、宾格、与格和所有格）而变形。所以要掌握的很多。[马克·吐温和我遇到的问题一样。还是在这篇文章中，他写道：“（德语）每个名词都有性属，其分布没有道理或系统可言，所以必须逐个学习并牢记，别无他法。而要熟记，得有备忘录般的记忆力才行。德语中，年轻姑娘没有性别，芜菁却有。可见， 德语对芜菁过分尊重，对少女却冷漠无礼。”]
不同语言的代词有细微的差异。我们不再使用“you”的常见用法——“thou”（主格）、“thee”（宾格）和“thine”（所有格）；德语和意大利语却仍然区分亲近的称呼（du 和tu）与正式的称谓 Sie 和 Lei（您）。后两种语言中“您”的尊称首字母都要大写，而第一人称单数（ich 和 io）则小写。
英语的惯例却恰好相反，这是否反映出德语和意大利语是如何看待自己与他人的关系呢？事实上，意大利人要是不乐意，甚至连代词都不用，因为动词形式已经包含了必要的信息。日语则完全不分性属。高度曲折变化的动词形式表明了说话者（男性专横，女性温顺）、聆听者和第三者之间的关系。有时，英文很好的日本人仍然会把“he”和“she”搞混，听来很有趣。在 2010 年一部关于约翰·列侬（John Lennon）的纪录片里，小野洋子（Yoko Ono）记得曾送给约翰一件漂亮的丝绸睡衣（用的是单数形式）。她说：“他穿上她很合身。”（She fit him totally.）
“兼具两性”的中性代词可以解决性属问题吗？
英语中的性属问题不像德语那么复杂，也不像约翰·列侬的丝绸睡衣那么有风情，但依然引发了无休无止的争议。最棘手的问题大概是，当先行词是两性兼有（he 或 she）、未知或无关紧要时，依照惯例会用阳性代词来包含阴性代词。第三人称单数代词，即“he”“she”“him”“her”“his”“hers”，是英语语法性别的最后堡垒。这六个致密而古老的词语，都被打磨成坚硬的小果核，成为现代英语用法中最大的难题。
美国律师、词典编纂家布莱恩·加纳（Bryan Garner）在《加纳现代美国用法》（Garner’s Modern American Usage）以“代词问题”为题的条目中，对此做了总结：“英文中有一些不分性别的概括词，如person、anyone、everyone 和 no one，却没有不分性别的单数人称代词，只能用 he、she 和 it。传统的做法是用阳性代词 he 和 him 涵盖所有人，男女皆然。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抨击这种惯例，由此引发了性别歧视语言中最难解决的问题。”英国剧作家 A.A. 米尔恩（A. A. Milne）写道：“如果有人把英语好好梳理一番……就会有一个词可以同时表示‘he’和‘she’，我就能写 ,‘If John or Mary comes, heesh will want to play tennis.’（如果约翰或玛丽来的话， 他/她会想打网球），这样就能省不少麻烦。”
电影《紫色》剧照。
诚如此言。许多人一直想方设法试图纠正英语的这一缺陷，其中“he-she”“she-he”“s/he”“he/she”和“s/ he/it”是最缺乏想象力的解决方案。加斜杠的“he/she”早在 1963 年就被收入了词典，却没有收录“she/he”。在《韦氏词典》中，从“sheetrock”（石膏夹心纸板）直接就跳到“sheikh”（酋长），两个都是富含阳刚之气的字眼。“She” 里含有“he”，正如“woman”里含有“man”，但是“he” 不乐意这样，认为“she”少了“he”就寸步难行。“Heesh” 看起来很可爱，像是“she”倒车撞上了“he”又打了个转， 趣味十足，符合创造出小熊维尼和克里斯托弗·罗宾的作家形象。
从1850 年左右起，人们就继续寻找“兼具两性”（epicene）的中性代词，有人认为可以用 ne、nis、nim。其他替代方案把所有字母用了个遍，合在一起看，简直就像元素周期表。当人们面对太多选择时，往往单看哪一个都不好，对中性第三人称单数代词的诸多提议也是如此。有人建议用hse，这个缩写词既精彩又精简，颇具极简风格，但是没法发音。此外还有 ip、ips（1884 年），ha、hez、hem（1927 年），shi、shis、shim（1934 年） 和 himorher[险些变成 hemorrhoid（痔疮）]（1935 年）。有人提议我们借用汉语普通话中的ta（他/她）和 ta-men（他们/她们）（对啊，这倒是有可能）。Shem 和 herm 听起来像是诺亚的后代；ho、hom 和hos 要是能中选的话，又会惹上“ho”的问题而被弃用 ；se 和 hir 显然已经被爱玩性捆绑的网络社群采用；ghach 是克林贡语（Klingon）。人们继续寻觅，有人提出用 mef（male 和 female 的结合），或是用 hu 表示“human”（人类）， 用 per 表示“person”（人），还有 jee、jeir、jem，天晓得这都是什么意思，不过玩拼字游戏时会管用。Ze 和 zon 听起来像德语，其他多数听来都像星际语言。
1970 年，女性主义诗人玛丽·奥罗范（Mary Orovan）建议使用 co 和 cos，尤其在探讨人权问题的文件中[在纪念美国社会改革家苏珊·B.安东尼 (Susan B. Anthony）的仪式上，奥罗范将祈祷时画十字的手势女性化了，“以圣母、圣女和圣孙女之名，阿—女人”。（In the name of the Mother, the Daughter, and the Holy Granddaughter: Ah- woman.） 圣母教会可能有女性气质，但圣母可不是女权主义者。] 还有个方案采用 e、em 和 eir（1983 年），是数学家迈克尔·斯皮瓦克（Michael Spivak）命名的。斯皮瓦克代词建立在克里斯汀·M.埃尔弗森（Christine M. Elverson）的版本之上。1975 年，芝加哥某企业组织举办了一场最佳中性代词选拔赛，来自伊利诺伊州斯科基市的埃尔弗森获胜，她只是将“they”“them”和“their”中的 th 去掉，创造出 ey、em 和 eir。
上述所有方案都只是在推行。记录在册的只有一个中性代词的例子源自日常用语，即“yo”，它“在 20 世纪初期至中期，自然而然地出现在巴尔的摩市区学校。”“Peep yo”（瞧那家伙）意思是“Get a load of her-or-him”（瞧那个女的/男的）。“Yo”还有一项优势：这个词英语中原本就有，所以没准还真能被选中。巴尔的摩市民已经在用了。
2014 年，法学教授 C.马歇尔·撒切尔（C. Marshall Thatcher）提出的方案大概是最野心勃勃，也是最荒唐可笑的。他淋漓尽致地阐述了使用 ee/eet 的好处，称由于英语在不断演变、扩大，当前迫切需要的代词必须兼而有之，能“指代……男性属性、女性属性或中性属性的先行词”。
不等撒切尔开口，语法学家就斥责他混淆了“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从严格意义上来讲，“male”（男性/雄性）和“female”（女性/雌性）是指自然性别的名词，而“masculine”（阳性的/男子气概的）和“feminine”（阴性的/女子气质的）是指两性特质的形容词：如“女人的小花招”（feminine wiles）和“男子汉风度”（masculine bearing）。另外，直到最近“gender”还只是语法上的术语。
福勒写道：“谈论人或生物时，本来指的是自然性别，却说成了阴阳属性，如果不是开玩笑（允不允许要看语境），那就是大错特错。”撒切尔将其发明的代词进行了词形变化，从主格ee/ee（t 指he 或she/he、she 或it）开始。他提议用hisers 表示所有格， 与“scissors”（剪刀）押韵，例如“When a divorce decree awards marital property to one of the spouses, the property becomes hisers.”（当离婚判决书将夫妻共同财产判给一方，这份财产便归其所有。）宾格代词是herim 和herim（t “‘Herim’与‘perimeter’的前两个音节押韵”，听起来像有人在清嗓子）。面对质疑，撒切尔指出，瑞典人发明了中性代词（hen） 供学龄前儿童使用，让小孩子摆脱性别固化的窠臼。他还说， 你看“Ms.”（女士）这个尊称多么盛行。
但“Ms.”只是表面的称呼，一个买机票时可以点击选择的称谓而已。代词深深植根于语言之中，所有强制推行的方案都注定失败：愈是合乎逻辑，付诸实施时就愈显荒谬。这些发明出来的代词并未融入语言、解决问题，相反，它们起身挥动双臂之时，便是烟消云散之日。
除了那些生造的或印刷错误式的解决方案，它们看起来像火星语或是借用了中文，福勒又提出三种权宜之计，以弥补英语的这一缺憾：我们可以采用所谓的阳性规则，用“he”表示阳性或阴性代词；适当采用“he 或 she”“himself 或herself”之类笨拙的形式；或诉诸中性复数形式“their”，既融合了单复数的规则，又巧妙处理了性别问题。第一种方案历史悠久。
凡性别不明显或不重要时，应当以阳性形式表示人而非男人？
男性规约主义者一致认为“凡性别不明显或不重要时，应当以阳性形式表示人而非男人，即表示人类（homo）而非男性（vir）。”词典里的“man”确实有一条定义是指全人类， 而女性主义者望文生义，在追求政治目标时，失去了幽默感，这倒也很有可能。当然，homo 和 vir 是拉丁语，不过即使是门外汉，也能从其他英文词汇推断出它们的含义：homo 指的是物种，如“homo sapiens”（智人）；“virile”一词体现出vir 的意思——有生殖力的或（泛指）有男子气概的。但正如伊莱恩·肖沃尔特在“文学中的女性”课上所言，如果在讨论月经或分娩的文章中，还死板地使用阳性规则，就太荒谬可笑了。
第二个权宜之计，即使用“he 和she”的各种词形变化，笨拙归笨拙，却已司空见惯，普遍到连打字错误也在所难免。《纽约时报》曾刊登过德怀特·加纳（Dwight Garner）写的一篇书评，评论一本关于有志作家的书：“The aspirant can then sink back into her or her individual slough of despond.”（怀揣作家梦的写手就此陷入失望的泥沼之中。）也许会有人视之为女权主义者的胜利，但是从上下文看却很让人丧气，隐含之意是失望的泥沼是女性作家的专利。无论复合单数代词的使用范围有多广，老是要写“he or she”“him or her”或“his or hers”还是太麻烦了。
电影《性别为本》剧照。
人们多半已经放弃了“his 和 hers”，转而采用第三种权宜之计，即复数“their”。这种大众化的解决方案并不受规约主义者的青睐。福勒称之为“可怕的 their”，布莱恩·加纳用无可奈何的语气写道：“阳性单数人称代词兼指男女两性的用法，可能还会延续一阵子，但是终究会被能用作单复数的 they 给取代。”描述主义者对此持更为乐观的态度，还引用了 OED 对钦定本《圣经》以及莎士比亚、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和萨克雷（Theckeray）作品中 their 的文献记录，例如“A person can’t help their birth.”（人无法决定自己的出生。）为人随和的《卫报》语法专家戴维·马什说： “如果他们可以用，你当然也能用。毕竟，英语里曾有过单数的‘you’——thee、thou 和 thy——时至今日，一些方言里还在用……‘you’逐渐排挤其他形式，成为单复数的标准用法，似乎也并没有造成多大的痛苦。”为证明复数“they” 和单数先行词这样不协调的搭配正当合理，只用把“they” 重新标记为单数就可蒙混过关。
但是这些评论家未提及的是， 在几乎所有的例子中，说话者不是作者而是角色，且大多是小说里的对话，而小说中什么都可能发生。“A person can’t help their birth”是萨克雷在小说《名利场》（Vanity Fair）中借罗莎琳德之口，谈论贝基·夏普（Becky Sharp）的话。我不想多嘴，可是不吐不快：口语中用“their”表达“his or her”之意是错误的。它固然解决了性别问题，在口语中也确实相当普遍了，但却忽略了单复数。单数先行词不能用复数代词，但人们却总是这么使用，当然是在口语中。这不公平。一个无足轻重的中性复数代词，凭什么盖过阴性和阳性单数代词？那可是我们扑克牌里的K（国王）、Q（王后）和J（骑士）啊！如果我们不那么在意是否男女通用，阳性代词就会自然地融入其中，消失不见，成为隐形的“he”。在审校电视评论家艾米莉·努斯鲍姆（Emily Nussbaum）的一篇稿子时，我发现有一个“their”的先行词是单数，便用问号加注 “his”，但是努斯鲍姆不愿用表示父权的代词——隐形的“his” 在她看来是显形的——执意用“his or her”。我觉得很打眼， 但毕竟是她的文章，我们就照她的意思来。
如果这些权宜之计不引人注目，那最好不过；我们也常常得改写句子来解决这个问题（不过有时文字编辑必须明白，该收手时就收手）。《纽约客》的长期特约撰稿人马克·辛格写过一篇精彩的文章，读来颇像“罗宋汤”游乐区（Borscht Belt）喜剧演员讲的段子，其中用了口语化的“their”，那句话得彻头彻尾地改写一番，才能避免埃莉诺·古尔德所谓的“单复数问题”（听起来有点像“女人的问题”）。
那用“one’s”怎么样？这个替代方案太刻板了，谁也没认真考虑过它，福勒不可能，辛格就更不用说了。辛格想让语言文字反映人们的说话方式，这种想法也不无道理，况且他只是为了博人一笑。我让步了，允许不合语法的用法出现在杂志上，将来可能会被人当作证据，说既然《纽约客》都这么用了，那就是合乎语法的。唉哟！我得承认，作为文字编辑，我赞同保守派的看法：编辑工作要无损原文。但是从个人、作者或读者的角度来说， 我却稀里糊涂。我既赞赏努斯鲍姆给听起来很自然的复数代 词找了个替换词，也钦佩辛格坚持保留原来的用词。无论如何， 这两个代词最终都与文章融为一体，而这正是你想要的结果。
似乎没有人认真考虑过第四种可能（把 heesh 之类算上的话，就是第五种）：何不混着用呢？为什么女人不能随心所欲地使用阴性代词？男人时不时地随口说一个“her”或“she”又有何不可？加纳倒是用过“as anybody can see for herself”，但多半是想加以反对或揶揄，称其是美国学术界为体现政治正确性耍的花招：“这类短语常常与含有阳性代词的短语交替使用，在某些文章中则保持一致。大多数读者是否会对这类措辞见怪不怪，只有时间才能证明。”
他告诫说：“这个办法有双重风险。首先，意料之外的隐含之意可能会侵扰到写作。”我不确定他这话的意思，但是听起来很刻薄。“其次，从长远来看，这项权宜之计可能会给女性带来损害， 因为或许只有极少数作家采用：其他作家会继续使用两性通用的阳性代词。”加纳用的冒号强而有力，暗示着那些继续以阳性代词指代男女两性的人，将会变本加厉地加以使用， 或许冒号还加黑加粗了，仿佛要强化男性对语言的控制，这对女性无异于是另一种侮辱。
不过，这些“极少数作家”里有大卫·福斯特·华莱士（David Foster Wallace），恰好也是加纳最喜爱的作家之一。阴性代词的效果——至少对我来说——就是唤起同情心。我更喜欢那些因宠爱老婆而使用阴性代词的男作家。哦，缪斯女神， 请歌颂那些极少数作家吧！他们极具阳刚之气，敢于使用阴性的第三人称单数！
本文选自《逗号女王的自白：编辑的自我修养》，较原文有删节修改，小标题为编者所加，非原文所有，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作者丨[美]玛丽·诺里斯
摘编丨安也
编辑丨肖舒妍
校对丨赵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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