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内容丰富，反映了劳动与爱情、压迫与反抗等等
《诗经·七月》是《国风》中篇幅最长的一首，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篇农事诗。《七月》中“殆及公子同归”一句在今天的大学课本及各种参考书目中有多种解释，但仔细观察，发现其中存在很多问题。古人认为“殆及公子同归”是因为春天采桑女子触景生情继而春心萌动，从而有欲嫁之志；今人多认为“殆及公子同归”是由于采桑女子担心自己被贵族公子掳去。从前者观点分析，《七月》是当时在豳地广为流传的一首诗，是经过周公加工整理过的，目的就是凸显先祖创业的艰辛和所付出的种种努力，从而达到告诫周成王的效果，因此，古人的观点不能令人完全信服。从后者观点分析，今人都把“殆及公子同归”从原诗中拿出来孤立地进行研究，猛的一看，好像比古人的观点要说的通，好理解，但是如果把这句话的解释放在原诗中去看的话，今人的解释就很难站得住脚。一般来说，对“殆及公子同归”一句的理解，矛盾是很大，古人的观点不能让人信服就算了，关键是今人的解释也不能够使人信服。因此，再结合当前教学研究的实际情况，推究“殆及公子同归”一句在《诗经·七月》中的本来意思就显得尤为必要。
汉代毛亨解释说: “伤悲, 感事苦也。春女悲,秋士悲, 感其物化也。殆, 始。及, 与也。豳公子躬率其民, 同时出同时归也。”在这里毛亨没有把女子“伤悲”和“同归”联系在一起显得不太严谨。尔后郑玄对此句又解释说：“春女感阳气而思男，秋士感阳气而思女，是其物化，所以悲也。悲则有与公子同归之志欲嫁焉，女感亊苦而生此志。”由此可以看出，郑玄是将毛亨的观点进一步深化。唐代孔颖达所作《毛诗正义》曰：“女子之心感蚕事之劳苦，又感时物之变化，皆伤悲思男，有欲嫁之志，时豳公子躬率其民，共适田野，此女人等始与此公子同时而归于家。郑唯下句异，言始与豳公子同有归嫁之志。”[[ii]]毛亨、郑玄、孔颖达对这句话的解释大致意思相同，都认为采桑女子因春感阳气而思男欲嫁，由此可把几种解释概括为“感春思嫁之说”。此外，毛亨、郑玄和孔颖达都支持采桑女子因为农事辛苦而伤悲，感春欲嫁与公子，但是细致思考之后发现这一观点存在诸多疑问。在当时以农耕为主的农业社会，女子几乎一生都要致力于蚕桑等农业劳动，相差不是很大，所以女子不会因农业劳动的艰辛而思嫁。
这一说法主要来自于南宋朱熹。朱熹在《诗经集传》中云：“公子，豳公之子也…盖是时公子犹娶于国中，而贵家大族连姻公室者，亦无不力于蚕桑之务。故其许嫁之女，预以将及公子同归，而远其父母为悲也。其风俗之厚，而上下之情交相钟爱如此。”[[iii]]朱熹认为采桑女子之所以伤悲是因为即将远离父母兄弟，带着一种别离的伤感。但据王贵民《中国礼俗说》：“古代嫁女之家思相离，宋代有的地方始于哭嫁。”由此可见，朱熹是以当时宋朝的的风俗来解释该诗句的意思，这种解释不免有些牵强，疑问颇多，不可信。
姚际恒《诗经通论》云：“公子，豳公之子，乃女公子也。此采桑之女在豳公之宫，将随女公子嫁为媵，故治参以备衣装之用。而与采桑时忽然伤悲，以其将与公子同于归也，如此则诗之情景宛和。”姚际恒认为豳地公子性别为女，采桑女子之所以伤悲是因为将要跟随女公子嫁到媵这个地方。明代姚舜牧《重订诗经疑问》云:“公子，公家之女子也。民间之女子思及与公家之女子同归，故豫以远父母为忧，而蚕事之汲汲耳。”这种说法的特别之处也在于论证公子的性别，从这个角度出发来解释采桑女子“殆及公子同归”。方玉润《诗经原始》中曰：“以公子为女公子，是女子为后人所添，非诗之所谓公子也。以此女为许嫁之女，则采桑祁祁，女子众多，焉知其谁为许嫁，而谁非许嫁人耶？且恐其将与女公子同赋于归，则所与者不过一二人，岂举国采桑诸女尽为媵妾哉？”这句话就是说，如果公子性别为女，那么当时豳地采桑女子众多，怎么知道哪个要去陪嫁，哪个不用陪嫁#难道豳地所有的采桑女子都要给女公子陪嫁吗#方玉润从侧面反驳了这一观点。另据《辞源》:“公子，诸侯王嫡子叫世子，其余的儿子叫公子。”由此可知，公子即为贵族男子，并非如姚际恒和姚舜牧所言，所以“媵嫁说”不可信。
这一说法曾经风行一时。褚斌杰《中国文学史纲要》中说：“‘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即他们的妻女，时时还要担心被奴隶主抢走和糟蹋的风险，这就是当时阶级压迫状况真实形象的概括。”游国恩《中国文学史》中说：“从‘春日迟迟，采蘩祁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的描写中，更使人想象到当时的劳动妇女不仅以自己紧张的劳动为奴隶主创造了大量的财富，而且连身体也为奴隶主所占有，任凭他们践踏和糟蹋。”陈子展在《诗经直解》云：“女子自知得为公子所占有，恐为公子强暴侵凌而悲伤耳。”褚斌杰、游国恩和陈子展都是从阶级对立的角度来思考采桑女子为何伤悲，认为女子受到奴隶主的压迫。与他们观点相近还有很多，余冠英在《诗经选》中把它解释为“‘殆及公子同归’是说怕被公子强迫带回家去，一说指怕被公子带去陪嫁”；朱东润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中解释为“采桑女子心里伤悲，害怕自己被公子掳去”；王力在《古代汉语字典》中解释为“殆及公子同归：只怕被公子强迫带回家去。殆，副词，只怕。公子，指国君之子”。这几种解释各有不同之处，但是我们可以从中看出在作者的解释中带有明显的阶级对立倾向，这与建国初年流行的“阶级分析法”有密切联系。笔者认为这种说法与《诗经·豳风·七月》中所呈现出的美好的自然环境和全诗对劳动生活及劳动本身赞美的主旨格格不入，采桑女子时刻担心自己会被践踏和糟蹋与《七月》主旨相差甚远，同样也不能使人信服。
在所有关于“殆及公子同归”一句的解释中，都是先去证实女子为何伤悲，而在随后论证的过程中又出现诸多分歧，如关于“殆”、“公子”、“归”的解释：汉代的毛亨、郑玄认为“殆”即始，“归”即嫁;姚际恒认为“公子”即女公子；余冠英则认为“公子”即国君之子，“殆”即恐怕，“归”即回或陪嫁。据《汉语大字典》：“‘殆’作副词可表示推测，可能，相当于‘大概’、‘可能’，如《左传·僖公二十三年》：‘离外之患，而天不靖晋国，殆将启之”。笔者认为“殆”即恐怕，担心；“及”即赶得上；“公子”即小伙子；“归”即回家。这句话是想要说明采桑女子的一种期望，期望意中人—公子的到来，感慨人生无常，而“女心伤悲”则是因为这种期望可能无法实现而产生，因细微心理变化所致，如《采薇》：“我心伤悲，莫知我哀。”《小雅·四牡》：“王事靡盬，我心伤悲。”这两首诗中的“伤悲”与《七月》基本相同，表现的是内心中的惆怅和不安，它的内涵比较宽泛，与我们今天所说的“伤悲”意义不尽相同。“公子”一词解释如《辞海》：“公子，诸侯之嫡子叫世子，其余的儿子叫公子”，即指的是贵族男子。笔者认为“归”字应该是指采桑女子对心目中的公子爱慕之情或者是采桑女子和公子之间互相喜爱的这种微妙关系，是对这种关系的一种概括性表达。顾农在《上古情人节与<郑风·溱洧>》一文中所言，在诗经那个时代，社会生活中还保留着很多原始的习俗，其中有一个重要的节日“春社”就有原始狂欢节，情人节的意思，当时很多青年男女就在这个时候自由的交往，于是产生了许多优美的诗篇。这种交往往往伴随着冲动：一方面是出于生理上的需求，重视繁殖；另一方面是由于农业劳动生产的需要，用男女抱打在一块这种简单的仪式来祈求丰收，以赐予土地旺盛的生命力。而“殆及公子同归”一句所要展现的故事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所产生的。
诚如《诗经·豳风·七月》中所描写的“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生活图景，即是说春天女孩子提着漂亮的筐子，沿着小路，前去采摘嫩桑。方玉润《诗经原始》中言：“二章从春日鸟鸣，写女之采桑，自“执懿筐”起，以至忽地心伤，描摹此女尽态极妍，后世咏采桑女，作闺情诗，无以复加。使读者竟忘其为言“衣食为王业之本”正意也。”“懿筐”在这里衬托出了采桑女子容貌的漂亮，《七月》一诗中虽然未对采桑女子作直接正面的描写，但通过对其手中所提之筐的描写，我们可以感觉到采桑女子美丽的容貌。面对美好的春日风光，女子可能会联想到流逝的青春，涌动着丝丝缕缕的感伤，于是感物而忧伤不已。《诗经》中采物往往会引发相思之情，那么设身处地的思考，这么正值青春年少的美丽的女子在春日里采桑，那么美，那么简简单单，怎么会有害怕被公子掳走而悲伤的想法呢？它实际上想表达的是当时采桑女子自然流露的性情，许是因为采桑女子不能与踏青的公子一同游玩，谈笑的机会没有了因而感到伤悲，亦或是和公子两情相悦而不能在一块的无奈，并没有所谓害怕被公子掳走的焦虑心理，它所要展现的是当时上层社会与下层社会之间和睦相处的景象。
《诗经·豳风·七月》中用环境的描写来刻画采桑女子的形象，如春天阳光温暖，万物觉醒，黄莺鸣叫，衬托出采桑女子内心的萌动，可能陶醉在这春日里，也可能在畅想着自己的未来。正如方玉润在《诗经原始》中所言：
“‘采蘩祁祁’女子众多，焉知其谁为许嫁，而谁非许嫁人耶？…岂举国采桑诸女尽为滕妾哉？曰‘公子’者，诗人不过代拟一女心中之公子其人也。曰‘殆及’者，或然而未必然之词也…此少女从心中所有事，并不为亵，亦非为僭。王政不外人情，非如后儒之拘滞而不通也…又何必沾沾辦其为男为女耶！”
西安诗经里小镇
方玉润在质疑“媵嫁说”的过程中，说“‘殆及’者，或然而未必然之词也…此少女从心中所有事，并不为亵，亦非为僭”。此言直接透视采桑女子的内心世界，“并不为亵，亦非为僭”，即不轻慢也没有超越本分，是很自然的一种想法。深入研究《诗经》中关于采桑的诗篇，可以发现《诗经》中与桑有关的诗篇均写男女之间的微妙情感关系，如《鄘风·桑中》“期我乎桑中，要我夫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是描写男女之间幽会的情歌；《魏风·汾沮洳》中“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和《十亩之间》中“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行与子还兮”都是描写采桑女子对美男的思慕之情。
此外，结合《诗经·豳风·七月》的主旨——豳人对其劳动生活和劳动本身的赞美，我们可以体会到采桑女子心中可能会产生的想法。从《诗经·豳风·七月》前几句本身来看，《七月》一诗是用“赋”的手法，直接再现农民一年四季的劳动生活，其基调是豳人对其劳动生活和劳动本身的赞美，是那么天然素朴，带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徐北文在《七月—西周农家乐》[[xvi]]说：“《七月》是周初豳地之诗，则作为举行礼仪乐章的《七月》当然不会是暴露讽刺之作。”从全诗内容分析，可知《七月》主旨就是展现当时随着时节的变化公社农民进行农事活动的和谐生活情景，也就是说《七月》一诗不是表现阶级对立或者诉苦的诗，而是表现当时公社农民的生产劳动和日常生活情况，简单而又淳朴。
从唐代大诗人李白《采莲曲》中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江南采莲女的生活，一窥采莲女的内心世界，从中可以感受到当时采桑女子的内心所思所想。“若耶溪傍采莲女，笑隔荷花共人语。日照新妆水底明，月飘香袂空中举。岸上谁家游冶郎，三三五五映垂杨。紫骝嘶入落花去，见此踯躅空断肠。”这首诗通过描写精心装扮的采莲少女们在阳光明媚的春日里快乐嬉戏的旖旎美景，以及岸上的游冶少年们对采莲少女的爱慕，来表达春日里少年男女之间微妙萌动的爱情，以及诗人对时光飞逝、岁月不饶人的感叹，及对美景易逝的无奈之情。采莲少女信步走向河边，深入荷花丛，人们看不见他们，只听见笑声，风吹过他们的衣裳，发出芳香。一个少年骑马经过河边，临近少女们，其中一个少女感到心跳加速，脸色泛红，多亏被荷花丛遮盖住了。李白的这首《采莲曲》将吴越采莲少女的娇艳清纯放在荷花丛中加以表现，又用岸上游冶郎的徘徊踯躅不忍离去反衬出采莲少女的魅力，描绘出明艳、活泼、大方的采莲女的新形象。从李白的《采莲曲》中所描写的采莲女的形象我们似乎可以看到诗经中“殆及公子同归”所展现的画面，采桑女子提着漂亮的筐子，沿着小路，前去采桑，心中自是期待意中人的来到，而另一方面又在想着见或者不见，想见又怕看到后不知所措，不见的话又很思念，蕴含着这种纠结、矛盾的心理。
扬之水在《诗经名物新证》说“《七月》全章旨在写春天里的物态人情，故‘女心伤悲’云云，不过是小女儿即将走出梦想的时候，生出的一缕无名的惆怅，它是清刚明亮的喧沸中一声幽幽的轻叹，它是翠色轻摇的春日里一抹沉着的艳媚。”从这个角度看，“殆及公子同归”一句的意思就变成了表现梦与现实之间过渡的这样一种关系。这种关系从现代新月派诗人徐志摩所作的《再别康桥》中可以略见端倪。
“那榆荫下一潭，不是清泉，是天上虹，揉碎在浮藻间，沉淀着彩虹似的梦。”这一句诗由“潭水”到“彩虹”再到“梦”，意象与意象之间蕴含着繁杂的联系，描写榆树下的潭水被落日余晖浸染，就像绚丽的彩虹一样，而“彩虹”又因潭水流动的波纹而被“揉碎”，“沉淀”在潭水之中。此情此景的确如梦如幻，美而不真。意象也由实转向虚，以达到虚实结合，含蓄、委婉地表达了诗人对过去所经历的情感的认知：过去的那段时光虽然很美，但也只不过是虚梦一场。扬之水所言小女儿即将走出梦想的时候生出的一缕无名的惆怅，其中也饱含着这样的意味，采桑女子情窦初开，从梦中逐渐向现实生活过渡。梦，终归是梦。“寻梦，撑一只长篙，向青草更青处漫溯，满载一船星辉，在星辉斑斓里放歌”诗人在这一句中，仍然借助“长篙”“星辉”等古典传统意象，纵情寻梦。在潭水中折射的月光和星星的映照下，诗人压抑在内心深处的情感忍不住想要溢出来，以至于想要“放歌”去倾诉。但是，诗人自身理性的一面及时制止了这样的情感喷发。这份情感注定只能够埋藏心底。
图为康河实景
于是，诗人不再迷惘，清醒的意识到自己只能选择沉默与冷静，在“康桥”找寻自己的梦。其实小儿女的心情亦是如此，由梦到惆怅再到轻叹，内心期待着意中人的到来，但是这种期待可能难以实现，只能将这种期待深深的埋藏在心底，忙于当下的农业生产。“但我不能放歌，悄悄是别离的笙箫，夏虫也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桥”诗人在这一句中用“悄悄的笙箫”和“沉默的夏虫”这两处细节描写，表现出自己对过去那份情感的抑制，这样一种情感表达方式带着中国式的“哀而不伤”的含蓄之美。在星辉映照下，陪伴诗人的只有沉默的康桥，沉默的夏虫、笙箫，还有不得不沉默的诗人。在这种情况下，也许只有沉默最能才是对过去那段美好时光的最好怀念。“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一句其实也同样蕴含着“哀而不伤”的含蓄之美，采桑女子并没有悲伤过度，面对美好的春光，采桑女子可能联想到流逝的青春，涌动着丝丝缕缕的感伤，于是感物而忧伤不已，同时也蕴含着对命运无常的感慨；同时采桑女子又为不能和公子在这美好的春日里游玩，内心的一种期望无法实现而感伤。
总之，本文所要论证的也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指的是采桑女子内心对意中人的期待和这种期待可能无法实现而产生的一种微妙的心理变化。纵观古今，诸位学人对这句话的解释一直莫衷一是。汉代的学者毛亨、郑玄主张的感春思嫁说，南宋朱熹的哭嫁说，褚斌杰、游国恩、陈子展等人的抢婚说和姚际恒、姚舜牧等人的媵嫁说，这几种解释各有侧重，有的是从风俗的角度去理解，有的则是从阶级压迫或者是情感的角度切入，造成这种理解上巨大差异的主要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四点：一是对具体的字词理解上的差异，如“殆”、“公子”、“归”；二是研究的侧重点亦或是研究的角度不一；三是每个研究者在研究的过程中都会受到当时所处环境的影响，即时代局限；四是《诗经》所处的时代距今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当时人们的想法到底是什么？就这个问题很难形成一个统一的标准答案。《诗经》中所蕴藏的深厚的文化内涵，其中的精神文明、价值，还需进一步探讨、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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