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文房用具的不断改进和完善，无疑对书法艺术的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它不仅拓展了书家的创作天地，丰富了书法艺术的表现手法，对书法艺术的普及与繁荣均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学习书法技巧，实际上也是如何充分掌握与发挥书写工具的特长。不同的书法家使用不同性能的书写工具，在一定程度上能表现出不同的艺术风格。两晋时期，与书法发展密切相关的诸物质要素在逐渐丰富，其中文房四宝的制作和广泛应用于书法，对书法的发展可以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关节点。没有这个物质基础，此时的书法要得到空前的发展，特别是文人书法的崛起并占据书坛的主导地位是不可能的。下面我简单地介绍一下两晋的笔、纸、砚与墨对书法的影响。
（一）笔
文人须臾离不开笔，两晋时期笔的制作已经很精细，鹿、羊、鸡、兔等兽毛及木管的应用已经非常普遍了，对笔毫的成分，笔管的制作均精益求精，以适应书家们的要求。晋代崔豹在《古今注》中所记用羊毫为被、鹿毛为柱的制笔法，是取不同兽毛而兼用其优点的思路，可见晋人实际上已经制作出了兼毫。晋代成公绥的《故笔赋》，郭璞的《尔雅图赞．笔》，都对晋代的笔有所描述和礼赞。另外有些书法家本人就是制笔高手，并且亲自动手制笔。如晋代的卫昶，他本人不仅是位书法家，擅长古文、篆隶，“又妙作笔，子敬得其笔，称为绝世”。 书圣王羲之不但在书札中多次提到过对笔的要求，传说还做过《笔经》一文，对制笔的方法讲的很精到，羲之《笔经》云：“凡作笔须用秋兔，秋兔者，仲秋取毫也，所以然者，孟秋去夏近则其毫焦而嫩，季秋去冬近则其毫脆而秃，惟八月暑寒调和乃中用。”晋代安徽宣城出一种紫毫笔，以紫兔毫为原料精心制作而成，笔尖尖挺耐用，享名于世。
晋代傅玄在《笔赋》中云：“简修毫之器兔，选珍皮之上翰。濯之以清水，芬之以幽兰。嘉竹翠色，彤管含丹。于是班匠竭巧，名工逞术；缠以素枲，纳以玄漆；丰约得中，不文不质。尔乃染芳松之淳烟，写文象于素纨。动应手而从心，焕光流而星布。”他对制笔和书写作了由衷的赞美。他还在《笔铭》云：“韡韡彤管，冉冉轻翰，正色元墨，铭心写言。”从这些记述中，我们可以看到，由于人们对笔的喜爱使得笔管的制作变得越来越华美，到了晋代对笔管的制作就愈加华贵。晋时有木、竹、玉、铁、琉璃等笔管，而奢华者有嵌宝玉的的琉璃笔管、青镂笔管、饰以黄金珠宝的笔管等，这不但与当时门阀大族的崇尚浮华，重雕饰的风气有关，而且也与当时的封建等级思想有关。
书家的书风各异，对笔毫的要求亦不同，反过来说因为笔毫的不同也会形成不同风格的作品，故而毛笔种类繁多。笔毫的多种制作，又促进了书风的发展、改进，这是相辅相成的。世传王羲之写《兰亭序》用的是锋端劲强有锋芒的鼠须笔，又据米芾说王羲之的《行书帖》真迹是用竹丝笔所写的，但事实难以考证，不过我想这也不完全是空穴来风。
（二）纸
两晋时期的纸比之前代有明显的进步，表现在白度提高、表面更平滑、结构较紧密，纸质细薄且有明显的帘纹。晋代造纸术的进步及纸的质量的提高，可以从当时的文人咏纸的诗赋中看出。例如，晋人傅咸在《纸赋》中写道：“夫其为物，厥美可珍。廉方有则，体洁性真。含章蕴藻，实好斯文。取彼之弊，以为己新。揽之则舒，舍之则卷。可屈可伸，能幽能显。”这是说，麻纸由破布做成，但洁白受墨，物美价廉，写成书后可以舒卷。如果说书写材料在汉代还是帛简并用，纸只作为新型材料尚不足以完全取代帛简，则这种情况在晋代已经发生根本变化。由于能造出大量洁白平滑而方正的纸，人们就无需再用昂贵的缣帛和笨重的简牍，逐步习惯于用纸书写，最后彻底淘汰了简牍。东晋的统治者已明令用纸作为正式书写材料，凡朝廷奏议不得用简牍，一律以纸为之。例如桓玄（公元369－404年）废晋帝而自称为帝，改国号为楚，随即下令曰：“古无纸，故用简，非主于敬也。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考古发掘表明，西晋墓葬或遗址中所出土文书虽多用纸，然时而有简出土，但东晋以降，便不再出现简牍文书，而全是用纸了。当时不但用纸抄写经史子集书及公私文件，佛教、道教的兴起也耗去大量纸张。如敦煌石室所楚这时期经卷多为佛经，其所耗纸量可能比抄写非宗教著作还多。
晋代纸的种类已经很多，按原料分有麻纸、皮纸、苔纸等。尤其是晋代皮纸盛况空前。西晋张华《博物志》云：“剡溪古藤甚多，可造纸，故即名纸为剡藤。”长期隐居在那一带的谢安就曾向王羲之求过牋纸。“王右军为会稽令，谢公就乞牋纸，库中唯有九万枚，悉与之。桓宣武云，逸少不节。” 求纸数量之多，充分说明当时书法之兴盛。按色彩来分，晋代的纸则又有白色、青色、绿色、黄色等之别。如《初学记》卷二十一引应德詹《桓玄伪事》称：“（桓）玄令平准作青、赤、缥、绿、桃花纸，使极精，令速作之。”又《邺中记》云：“诏书以五色纸，著凤雏口中。”这里提到的色纸又青、赤、缥、绿、桃花等色纸。晋人在造纸时将白色矿物细粉用胶粘剂均匀涂刷在纸面，再以石砑光。这样既可以增加纸表的白度、平滑度，又减少透光度，使纸表紧密，吸墨性好，比较适于做书。晋人还发展了纸张的染色技术，这不但增添了纸张的外观美，有时还有改善纸的性能的实际效果。当时最常用的色纸是染黄纸，黄纸广泛在公私场合使用，尤其是宗教信徒抄写佛经、道教经典多以黄纸。这种黄纸有以下几种优点：首先此纸能驱虫防蛀，延长书的寿命，又有书香之气。其次黄色不刺眼，可以常时间阅读而不伤目。如有笔误，又可用雌黄涂后再写，便于校勘。所谓“信笔雌黄”即由此而来。再者黄色表示庄重、典雅，是五色中的正色。在敦煌石室写经中有不少这类实物。大书法家王羲之、王献之也爱用黄纸写字。用黄纸著书的风气至南北朝时仍继续流行。
晋代纸张的尺幅，北宋人苏易简（公元958－996年）《文房四谱》云：“晋令作纸，大纸（广）一尺三分，长一尺八分。小纸广九寸五分，长一尺四寸。”换算后，晋代大纸为31.3厘米×43.4厘米，小纸22.9厘米×33.7厘米。但我们对出土的实物测量后所得的尺寸比苏易简所述略有差异。1977年新疆出土公元384年的一张完整纸，幅面的长宽分别是35.6和23.4厘米。这是晋代时的小纸，但仍比汉代的纸大。经过专家研究、测量，晋代的纸尺寸大致分为大小两种，大纸直高一般在26－27厘米之间，横长一般在42－52厘米之间，小纸直高一般在23.5－24厘米之间，横长一般在40.7－44.5厘米之间。从上述数据可以知道晋代纸的尺幅多为长方形，很少见后世的大幅纸。由于纸幅尺寸较小，则多用于书写。晋代书法手扎之风盛行，这大概与当时纸张的尺寸有着一定的联系吧。
纸的普遍使用，不但促进了书籍文献资料的猛增和科学文化的传播，而且促进书法艺术的发展、繁荣和汉字字体的变迁。在一片窄而坚硬的简牍上写字，笔锋受书写材料空间及质地所限制而不能充分施展。但用洁白平滑又柔韧受墨的大张纸上挥毫，情况就根本改观了。晋代之所以出现王羲之、王献之那样杰出的书法家，纸的普遍使用则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晋以后字体由汉隶过渡到楷隶，最后形成现在通行的楷书，草书也因而得到发展，汉字字体的变迁也因用纸而引起，因为在纸上可以随心所欲地挥毫，没用任何限制。
（三）砚与墨
由于纸张的推广使用，使书写发生了革命，在纸上写字不似在竹木片上，纸书用墨汁教多，于是在晋代开始有了凹砚池，以贮存墨汁，晋人陶宗仪《辍耕录》载，“晋人多凹心砚者，欲磨墨贮沈耳。”另外也由于书写量的增加，也促进了墨的生产和技术改进。贾思勰的《齐民要术》载魏晋时制墨已经很讲究，并记载了制墨的工艺和配方。当时多用富含油脂的松树烧制烟料。另外晋人所制墨中已经普遍加胶，如卫夫人《笔阵图》中有“其墨取庐山松烟，代郡之鹿胶。”墨中掺胶可以增加墨色的亮度及附着力，这是划时代的进步，晋人结束了碎墨无规整形制的时代。当时的书法家对墨的选择已经比较注意，如书圣王羲之就认为好墨要用庐山松烟，用鹿胶，同时对用何地之松亦有区别。可见当时对用墨要求之高。
晋代书家文房用具除了我们常说的“笔、墨、纸、砚”之外还有笔架、笔创、笔枕、笔搁等等，但是这些用具对书法家的书法创作及书法风格的影响相对来说比较小，所以这里我就不在多加论述。总而言之，晋代文房用具的丰富和改进，对晋代书法艺术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进作用，是晋代书法发展繁荣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我们研究这一时期的书法风格绝不能忽视文房用具的作用。
此文原载于《中国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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