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到《水浒传》，很多人就会想到那108好汉。赞赏者称之为“替天行道”、“忠义两全”，将梁山好汉的行为看作是“劫富济贫”；厌恶者则视之为贼寇、山匪，认为他们打着“替天行道”的幌子滥杀无辜。有关的争议也从古代蔓延至今。
为了分析作品的创作意图，必须从作者本人所处的时代以及其背后的时代背景开始谈起，这一点从红学家们对同为四大名著的《红楼梦》的分析研究便可明了。
不管评论界做何种争议，然而有一点是大家的共识，即：《水浒》原本（前七十回和七十一回之后求诏安，讨伐方腊的部分），应属施耐庵所著，这其中包括《水浒》原本的故事情节，人物形象，以及其中的基本思想内容。因此，在分析水浒的思想内涵时首先应当以原作者本人的意愿为主。
施耐庵本是元末明初生人，具体年份已然不可考。从学术界所依照的《施耐庵墓志》来看，其人大半生都生活在元朝。虽然一部分人对《施耐庵墓志》暗藏着种种疑云，然其却是目前所能找到的最为可信的旁证。
《施耐庵墓志》中说“公讳子安，字耐庵，生于元元贞丙申岁，为至顺辛未进士。曾官钱塘二载，以不合当道权贵，弃官归里，闭门著述，追溯旧闻，郁郁不得志，赍恨以终。”短短几个字便描述了施耐庵的一生，其中暗藏着元人统治下的黑暗。
“呜呼！国家多事，志士不能展所负，以鹰犬 奴隶待之，将遁世名高。”原本是捧着一颗热忱的心来想要为国家效力，然而像这样有才有德的高志之士竟不能在其中伸展拳脚，反而被那些位处高地的蒙人、色目人视作鹰犬和奴隶，此种朝廷还有什么待下去的必要呢？不若归去罢！
充斥着民族压迫与阶级压迫的时代背景之下，本身就颇具正义感的施耐庵自然是看不惯这样阴暗腐败的官场，因此做出弃官归家的举动也属正常。
历来起兵造反者，必定会打着忠于前朝，为前朝的覆灭报仇雪恨的旗号。施耐庵虽是文人，却也有着与众多起兵造反者一样的心。《水浒传》一书便是在这种情况下写就的，其中固然有以往宋元时期流传的故事原型，却也免不了施加上作者自己的意志。
宋元水浒故事源于北宋历史上的宋江起义，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从南宋到蒙元时期，民间流传的水浒故事皆充斥着农民起义的色彩，而在文人笔下的水浒故事则逐渐地向忠君思想的方向演变。然而这所谓的“忠君”，忠的却不是蒙元，而是忠于赵宋朝廷，这也是对当时残酷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一种反抗。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施耐庵弃官归家，“追溯旧闻”，搜集、整理曾经听到过的水浒故事，编撰成书，在书中讲忠义，其性质与当时打着忠于南宋朝廷、忠于宋徽宗的旗号起兵造反的各省人民是一样的。
既然要“夸”赵宋朝廷的好处，便不得不为宋江一行人之前为何做出起兵造反此等“不忠”之事编造出因由。自然是现在的版本所流传的：朝廷上下“滥官当道，污吏专权。殴死良民；涂炭万姓”，致使人不得不被“逼上梁山”，而在其中宋徽宗所扮演的便是被奸佞蒙蔽的英主。
在水浒传原著中，先有宋江一伙人打出“替天行道”的旗号，挂起“忠义堂”的匾额；后有梁山好汉诏安受降，为朝廷征战，镇压反叛军，即使被奸臣构陷谋害也毫无怨言，如此种种皆体现了梁山好汉的“忠义”之道。
1.思想根源：儒家的“尊王攘夷”、“清君侧”
作者本为一介文人，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儒家的文人们在表示对现今朝廷或君主的不满时，往往会假托前朝某一位君王昏聩的行为大做文章来抨击现在，如《过秦论》便是其中的典型。因此，作者能创作出《水浒传》也是有因由的了。
在《水浒传》中所描述的官场、朝廷的黑暗腐败景象，大抵是作者看到元朝廷统治下的官场并有过亲身体验，才能将之描写的那样深刻和真实。这其中的种种情景正是符合孔子曾经所描述的“失道”的状态，而解决的办法只有“清君侧”然后“王道复古，尊王攘夷”。
这里的“清君侧”还仅仅只是书中对赵宋官家周围奸佞小人的清除，而“王道复古，尊王攘夷”则隐隐透露出对现实世界的映照，即作者希望有宋江这样的人打着忠于赵宋朝廷的旗号来驱逐蒙元人，还天下、还百姓一个清平盛世，朗朗乾坤。
2.“清君侧”思想及其行为体现
清君侧指清除君主身旁的亲信、奸臣。历史上最著名的一次清君侧，也是第一次清君侧发生在汉景帝年间，御史大夫晁错上书皇帝建议削藩诸侯王，被汉景帝所采纳。当时的各藩国中的吴王纠集了其他藩国以清君侧之名发起叛乱。即使晁错被汉景帝诛杀也没有平息，史称“七国之乱”。
以宋江为首的梁山好汉落草为寇，打的便是等待诏安的时机，清君侧的主意。当然其中也不乏一些不想诏安的好汉，在其后都纷纷脱离了梁山。
原文中很多次都体现出了这一点，比如第一回“误走妖魔”，这就是后来的一百零八位梁山好汉，可作者立即说明，“宋朝必显忠良”；林冲横遭高俅父子陷害，受尽折磨，最终落草梁山，其目标也只是“剪除君侧元凶首恶”；在打击前来捕盗的巡检 何涛一回，阮小五唱的歌也是“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
由于朝廷奸臣宵小势力极大也奸猾无比，再加上梁山的众好汉终究是“忠君”思想占了上风，最终等待好汉们的注定是“飞鸟尽、良弓藏”的结局。这一点，哪怕是没有后来人对其做续，没有百回本、一百二十回本的出现，也大抵是能推出这种结局的。
3.“尊王攘夷”思想及其行为体现
“尊王攘夷”这一词源自春秋时代，最早见于《春秋公羊传》，该书是解释儒家经典《春秋》的三部著作之一。其中的典故出自周王室礼崩乐坏的时期。当时最大的诸侯国齐国的国主齐桓公打出了“尊周室，攘夷狄，禁篡弑，抑兼并”的旗号多次抵御外敌，从而获得了后世的赞扬。
虽然《水浒传》的作者没有明确在文中喊出这个口号，然而从前七十回至诏安讨伐方腊等章节中隐隐能够看得出作者本人的意向。施耐庵写讨伐方腊，与元末动乱的现实生活有着更密切的联系。
王道生在《施耐庵墓志》里说施耐庵“弃官归里，闭门著述”中，正值“元乱大作，小人当道之世”，而且他曾“遭逢困顿”。
李恭简在《施耐庵传》里，将这一点记载得更详细、更生动。因施耐庵不参加张士诚的起义，“士诚不悦，拂袖而去”，“耐庵恐祸至，乃举家迁淮安”。从这两则记载来看，王道生所说“小人”指谁，施耐庵遭逢了什么样的“困顿”，也就清楚了。
元末农民起义中，张士诚的表现是最坏的，危害人民，军纪极差，朱元璋对他的评价是“其御众尤无纪律”。张士诚危害人民，割据称王，放弃对元朝廷的斗争，反而借机进攻农民起义的其他势力。施耐庵痛恨于其残害百姓的行为，在书中将其写作方腊是有很大可能的。
除了讨伐方腊、平田虎、灭王庆之外，在水浒传中还另有一个少数民族势力辽，其在书中也被书以浓墨重彩，体现了作者抵御外敌的心情，是作者对现实的投影。
综上所述，《水浒传》中的“忠君”思想可以说是贯穿始终了。从《水浒传》的人物设置看，“忠义”成为作品刻画人物的重点。《水浒传》所写一百单八将，众好汉的身份与出身范围上到朝廷文臣武将以及下层官吏，下至市井流氓、手工业者，还有道士、下层文人、地主、富商等，不一而足。
他们落草梁山泊的原因虽各异，但最后皆在“忠义堂”下结拜，以“替天行道”为指导；接受了朝廷“招安”，乃至出征平辽，实是“全忠仗义为臣”。
故第八十一回卷首“入回诗”说：“替天行道存忠义，三度招安受帝封。二十四阵破辽国，大小诸将皆成功。”所谓“替天行道存忠义”表明作品是以“忠义”为“替天行道”的主要内涵，“受帝封”表明作品人物“忠义”思想的效忠对象是当时的皇帝，也就是宋徽宗，“破辽国”就是众好汉忠君爱国的具体事例。
从《水浒传》的主题思想看，“忠义”成为作品着笔最多的部分。当“梁山泊大聚义”时，天文石碣铭文为：“一边是‘替天行道’四字，一边是‘忠义双全’四字。”在“梁山泊大聚义”之后，他们所作的事是“保境安民”，并含有“去邪从正”之举，镇压方腊起义就是最能突显这一点的例子。
因此，《水浒传》肯定这一百零八将之“义”的同时，很大程度上着眼于对君的“忠”。这其中的种种不过是作者对现实的映照。
参考文献:
《新化县续志》
《水浒资料汇编》卷五
《元朝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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