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的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先逃至日本。1903年，他又取道加拿大赶赴美国，在美国完成了近十个月的游历考察，作为有心人，梁启超可不是简单地四处看看，他边游历边将所见所闻所感写成文字，进而又编纂成《新大陆游记》，并寄回国内以《新民丛报》增刊的名义陆续发表出来。作为本世纪初从封建时代走出去，并具有一定新思想的中国近代著名的历史人物，梁启超是如何看待当时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的呢？以及他后来为何会反对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呢？探究这两个问题的来龙去脉，也是一件既有意义又有趣味的事。
20世纪初，地球东方的中国呈现的是落后、黑暗和腐朽等各种不堪的局面，但同时期地球另一边的美国，却已跃居资本主义世界头号强国的地位，两者之间的巨大反差简直无法想象，作为一个梦寐以求在中国实现资本主义的政治家、改革者，梁启超看到美国的繁荣发达，除了羡慕之情还有希望之愿。
他除了羡慕美国百年间的巨大进步，还特别赞叹了美国经济发展的高速度。他在游记中这样讲述了他眼中的“美国奇迹”：1860年，英国工业品总额，每人平均95元，而美国不过59元；至1894年，形势一变，英国增至人均110元，美国增至人均400元；至1900年，美工业品总额达人均710元，而英为200元。他还特别提到1894-1900年，认为“数年间美国之进步，不可思议”。
但资本主义的高速发展，势必逐渐走向垄断。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的垄断组织“托拉斯”应运而生，并很快主宰了美国经济，梁启超怀着极大的兴趣研究了托拉斯，称其为“前世纪与今世纪之交产一怪物”，这个怪物“产于纽约，而其势力及于全美国，且骎骎乎及于全世界……其势力远超亚历山大大帝、拿破仑第一而上之者也，二十世纪全世界唯一之主权也。”这样说是有根据的，因为当时美国的资本，已占世界全部资本的一半，而全美的资本在托拉斯支配之下者就占了十分之八，梁启超认为，这是很了不起的。有关托拉斯的具体统计数字则更为惊人，“统计1899年至1902年托拉斯之资本（铁路除外）总额已达四十三万万，以现在中国银价之比例，实当上海香港通用银九十万万之多。”托拉斯大王摩尔根，所控制的铁路“足以绕地球四周而有余”；仅其铁路资本“当中国政府二十年之岁入”“其气象之伟，真不可思议，不可思议！”
梁启超根据自己的理解，还分析了托拉斯的十二利和十弊。利，主要是夸赞了企业联合和资本集中对发展生产的巨大优越性；弊，是造成小生产者的破产，劳动者失业及托拉斯独断专行的危害。
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改变了美国的面貌，梁启超在游记中写道：“以纽约为例，独立时人口不过2万，至19世纪中，骤进至70余万，20世纪初，进至350余万，成为全世界第二大都会”。从其字里行间可见其对纽约当时壮丽、繁华、庞大的沿线之情，他说“目眩于视察，耳疲于听闻，口吃于演说，手穷于摹写，吾亦不知从何处说起”。
横贯美州大陆的大北铁路修成后“数千里之荒原不十年间而千数之大村落，百数之大城市弹指涌现，岁岁产七千万石以上小麦供给世界市场……至今全世界农业制度最完美之区惟此为称首。”
在梁启超游历美国期间，即1903年7月4日，美国太平洋海底电缆工程成功连通，通过海底电缆传输的电讯，9分30秒可绕地球跑一周，梁启超了解后大为惊叹“世界之进步，真不可思议。”
梁启超在美期间，还会见了美国总统老罗斯福、国务卿海约翰，并参观了号称“自由祖国之祖”的波士顿。1774年，在抗英斗争中倾茶叶事件暴发处，也英美第一次交战之地，还是当年华盛顿点兵的纪念地，他访问了费城独立厅，考察了美国的政治制度。
在首都华盛顿，梁启超看到这样一个现象，全市公家的建筑，最宏亮、最宽敞的是国会，其次为兵营，再次为邮局，最后是总统府，即白宫，他认为白宫只不过是“渺小两层垩白之室”，远不如富豪家的私第，认为这体现了平民政治的风范。
梁启超还感受到了当时美国的高效率，以及近代文明的社会风气。有这样一件事，梁启超在美国时会见了美国的托拉斯大王、工业巨头摩尔根。他事先得知，摩尔根会客以1一5分钟为限度，不管多大问题，都要在这样短时间内做出决断。到了约定时间，梁启超来到纽约彼窝尔街事务所，见等候接待的来客有数十人，依次被引见，期间确实没有超过5分钟的。到了梁启超与摩尔根会面，他们仅谈了3分钟，临走时，摩尔根赠送梁启超一句话：“凡事业之求成，全在未著手开办以前；一开办而成败之局已决定，不可复变矣。”这句话使梁启超深深佩服，觉得是“彼一生成功之不二法门”。
梁启超还看到，在美国人的商店里，营业人员一般只有一二个人，一个人的工作量似乎能顶上三个人中国人所做的工作。满街的行人都是来去匆匆，像是有干不完的事，个个身体健康，精神饱满，另外他们还休星期日，每日工作八小时（当时中国尚无星期日、八小时的制度）。
看到美国的公园，梁启超又产生了感触，他提到，仅纽约的中央公园，从第71街至第123街，面积相当于上海英法租界之和，这块地方若改为市场，所售地价，相当于中国政府全年收入的3—4倍，以中国人之眼光看，一定认为是弃金钱于无用之地（建公园）了。美国城市的街区整洁卫生，对吐痰、抛杂物严厉惩罚，在街上吐痰罚款5元，如果在电车上吐痰则罚500元。
梁启超在谈到他访美的总体感受时这样讲，“从内地来者，至香港上海，眼界则一变，内地陋矣，不足道矣；至日本，眼界又一变，香港上海陋矣，不足道矣；渡海至太平洋沿岸，眼界又一变，日本陋矣，不足道矣；更横大陆至美国东方，眼界又一变，太平洋沿岸诸都会陋矣，不足道矣。”
可惜当时的中国已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清朝的腐朽统治已使中国处于民族危亡的边缘。梁启超了解了美国资本主义的繁荣后，便产生了向中国人宣传资本主义巨大优越性的想法，但在当时来说，这无异于是对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有力鞭挞，更相当于是以事实宣告了中国必须实行重大变革才行。
梁启超当时把他所看到的一切，向耳目闭塞的中国人进行传播，无疑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外面的崭新世界对那时的中国人无疑是一种启蒙和警醒。难得的是，作为政治家和改革家的梁启超，除了产生上面这些惊奇和赞叹之感，还是察觉到了资本主义的一些弊端的。
他参观了纽约的贫民窟后说：“天下最繁盛者莫如纽约，天下最黑暗者殆亦莫如纽约”，在那里，拥挤、肮脏，电车不通、马车罕至，二三十万人就生活在这种不透气、不通光的住宅里，这里的死亡率大大高于其它地区。他由此看到了美国严重的贫富不均，认为美国全部财产的七成只属于20万富人，而占了绝大多数的7980万贫民却只占有三成财富，并且“此等现象，凡各文明国罔不如是，而文明国中的大城市尤为甚”，如纽约、伦敦都是贫富分化极端严重的。他认为这个问题靠慈善事业、慈善机关是解决不了问题的，由此他得出观点，认为这种情况发生社会革命是不可避免的。他在看了纽约的贫民窟之后，甚至深叹“社会主义万不可以已矣”，这一点不能不说是很深刻的见解。
在美国，梁启超与信仰社会主义者也有过接触，说他所见的社会主义革命者“其热诚苦心，真有令人起敬者”，他们“对于麦克士（马克思）——德国社会主义泰斗之著作，崇拜之、信奉之，如耶稣教人之崇信新旧约然”，他还预言，社会主义不及十年“将为全球政治界第一大势力云”。
梁启超在访美的过程中，其思想上的矛盾也随处可见，这应该是是他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局限性所导致。例如，他一方面承认美国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同时又指责美式的议会制是“大统领多庸才”“一流人物不入政界”，国会议员也是“第一流人物不屑为”。
很多年以来，梁启超一直鼓吹的是君主立宪制，这些指责实际是站在了维护君主立宪制的立场上，来反对共和制，但他在考察了美国华人社会特别是华人最集中的旧金山后，又得出“今日中国国民，口可以享受专制，不可以享受自由”，不要说共和制了，中国人连君主立宪制也不配实行，因为“自由、立宪制，共和制就像冬天穿精美的麻布，夏日着高贵的裘皮服装，不是不美，而是于中国不合适。”这显然是错误的，因为按照这个逻辑，中国只能继续停留在黑暗的专制制度下，梁启超把中国国民性讲得如何如何低下，固然有恨铁不成钢的爱国意识，但他忽略了一点，即国民性是可以改造的，而推动国民性改造的最大动力是社会大变革，是革命。梁启超恰恰是极端害怕暴力革命的。在访美归来后，他的思想仍继续倒退，最终站在了反对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立场，成为彻底的保皇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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