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的由来
红一方面军长征的行程里数的统计和提法有一个发展过程。1935年5月，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以朱德名义颁布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中指出：“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今已来到川西，尊重彝人风俗。”中革军委第一次提出了“红军万里长征”。1935年8月5日，中央政治局沙窝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说：“一方面军一万八千里的长征是中国历史上的空前的伟大的事业。”时任红一方面军第1军团l师政治部巡视团主任的肖锋在《长征日记》中7月31日记道：“一方面军从中央苏区出征快10个月，算算行程，约18000里。”上述说明，红一方面军从中央苏区出发长征到毛儿盖附近的沙窝行程里数约为一万八千里。1935年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甘肃省迭部县俄界(高吉)召开了扩大会议，会议作出的《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中，批评张国焘“对于中央红军在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斗争中及突围后的二万余里的长征中所取得胜利估计不足”。这里所说的“二万余里的长征”，是一方面军长征出发到俄界的里程数，比到毛儿盖多了二千多里。后来在《清平乐#六盘山》中“屈指行程二万”的诗句，显然是根据这个数字而来的。中共中央率红军陕甘支队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10月22日，在吴起镇政治局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说：陕甘支队自俄界出发已走二千里。根据俄界会议决定中提到的“二万余里”，再加上俄界到吴起镇二千里，红一方面军长征到陕北的行程应是二万二千里左右。
红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央号召参加长征的同志写回忆录，并组织一部分同志对长征的里程进行了统计。统计的结果是“走的最远的部队，走了约二万五千里”。11月5日，对随行部队的讲话中说：“根据一军团的统计，最多的走了二万五千里，确实是一次远征，一次名副其实的、前所未有的长征!”
11月13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中首次对外公布说，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两万五千里的长征，跨过了十一省的中国领土，以一年多艰苦奋斗不屈不挠的精神，最后胜利地到达了中国的西北地区，同陕甘两省的红军取得了会合”。
11月28日，中共中央在发布的《抗日救国宣言》中，又进一步指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与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曾经不断唤 醒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对日作战，曾经派遣了自己红军主力，经过二万五千里的长征，历尽艰难困苦北上抗日。”
此后，中共中央在对外宣言和党的领导人讲话中，在讲到红一方面军长征时都称是“二万五千里长征”。虽然红一方面军各部队长征里数不尽相同，但人们都习惯按“走的最远的部队”二万五千里，来称红一方面军进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红军长征的原因
革命根据地的蓬勃发展和红军的不断壮大，使国民党十分惊恐。1930年10月，蒋介石调集重兵，向各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发动大规模的军事“围剿”。从此，红军开始进入大规模的反“围剿”战争的新阶段，中央革命根据地和中央红军是蒋介石反革命军事“围剿”的重点。从1930年10月到1931年秋，中央根据地的红军在朱德的领导下，粉碎了蒋介石的三次“围剿”。后来，中央红军又在周恩来、朱德的领导下，粉碎了蒋介石的第四次反革命“围剿”。
1933年9月，蒋介石动用50万兵力直接进攻中央根据地和红一方面军，发动了对中央红军的第五次“围剿”。由于不懂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博古和军事顾问李德控制了军事指挥权，放弃了红军积极防御的战略和运动战原则。第五次反“围剿”一开始，博古、李德冒险主义的方针，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不丧失寸土”的口号，命令红军全线出击，攻打敌人的坚固阵地。进攻受挫以后，他们转而采取防御中的保守主义，主张“分兵把口”，处处设防，节节抵抗，同敌人打阵地战，跟敌人拼消耗。结果红军奋战一年，伤亡惨重，没有打退敌人的“围剿”，反而使自己陷入了极其危险的境地。
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冒险主义)实行错误的军事战略，1934年10月，红军第五次反“围剿”遭到严重的失败，中央红军被迫进行长征。
红军的长征，是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红军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坚持着革命必胜的信念，以惊人的智慧和毅力，冲破国民党前后上百万重兵的围追堵截，爬雪山，过草地，经受饥寒伤痛的折磨，使革命转危为安，由挫折走向胜利。在长征途中，到处播下革命的种子。红一方面军主力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从1934年10月至1935年10月，经过一年长驱转战，胜利完成二万五千里，纵横十一个省的长征，终于以中国共产党、红军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而结束。
红军长征的故事
1934年10月，由于“左倾”路线的错误领导，中央红军历经一年多苦战，未能打破敌人的第5次“围剿”，被迫走上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路。
决定红军长征的因素固然很多，鲜为人知的是，有一份绝密情报，及时促使党的临时中央做出战略大转移的决策。
“铁桶计划”
1934年9月下旬，蒋介石在庐山秘密召开军事会议，在第5次“围剿”的基础上重新调整兵力部署，并在他的德国顾问汉斯·冯·塞克特将军的策划下，制订了一个彻底“剿灭”中央红军的“铁桶计划”。
该计划准备集结150万大军、270架飞机和200门大炮，“分进合击”“铁壁合围”：以瑞金为目标，各部队实行向心攻击，在距瑞金150公里处形成一个大包围圈。
然后每天攻击前进5公里后就修筑碉堡工事，严密进行火力配备，在瑞金四周构建起30道铁丝网和火力封锁线，断绝交通，封锁红军的一切信息和物资来往，最后将红军主力压迫到狭小范围进行决战。
为防止红军突围，还计划配备1000辆军用卡车快速运送部队实施机动截击，以求在一个月内将中央苏区的红军彻底歼灭。为隐蔽作战企图，蒋介石用12个师的先头部队在大包围圈尚未完成前，全力在苏区四周抢占地盘，迷惑红军。
蒋介石对这份“铁桶计划”抱有极大期望，他非常自信地发表讲话说：“剿共大业，毕其功于此役!”该计划内容繁多，文件加起来有几斤重。内有国民党军的“剿匪”总动员令、各部队战斗序列、兵力部署、进攻路线、作战时限安排以及作战图表和蒋介石的“剿匪守则”等等。每份文件上都打有“绝密”字样，并编排了序号，所有官员必须按收件人编号签字领取文件，保密措施十分严格。
然而就在会议结束的当晚，“铁桶计划”的全部绝密材料就落到了共产党手中。
冒险提供情报
蒋介石做梦也想不到，“铁桶计划”如此之快就被共产党全部掌握，更想不到送出这一“天”字号机密的人，竟是他任命不久的国民党赣北第四行署专员兼保安司令莫雄。
莫雄(1891-1980年)，广东英德县人。早年毕业于陆军讲武堂，参加过著名的黄花岗起义、护国讨袁、讨伐陈炯明和北伐战争，富有正义感，被尊称为“莫大哥”。
北伐结束后，莫雄被蒋介石以少将参议的虚衔剥夺军权，部队遭到缴械遣散。极度不满的莫雄，曾两次参与张发奎反蒋行动。
1930年，他通过宋子文在财政部谋个闲差，赴上海时遇到原所部政治部主任、中共党员刘哑佛，经其介绍认识了中共党员项与年，并与中共领导周恩来、李克农建立了联系。他曾几次提出入党请求，经党组织说服继续留在党外工作。
1934年1月，莫雄应国民党第2路军总指挥薛岳所邀到南昌工作，经昔日好友、时任南昌行营秘书长杨永泰举荐，出任赣北第四行署专员兼保安司令。
到任前，莫雄赶回上海与中共党组织秘密磋商，将项与年等十余名地下党员作为“袍泽部下”，安排在专署保安司令部任职。正是在此任上，莫雄做了一件关乎中国革命命运的大事。
同年7月，蒋介石的“铁桶计划”出炉，并于9月在庐山牯岭召开军事会议，安排部署具体实施方案，莫雄也奉命参会。等军事会议一结束，莫雄就带着全套“铁桶计划”回到专署保安司令部。
经过反复思考，莫雄冒着杀身毁家之险把整个“铁桶计划”交给中共联络员、保安司令部机要秘书项与年。
莫雄焦急地对项说：“你赶快交给你们的上级，万万不可耽搁!”项与年接过这份关系到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绝密情报，异常感动地对莫雄说：“莫大哥，谢谢你!我代表共产党感谢你!红军不会忘记你!”
智送情报
项与年拿到情报，立即找来地下党员刘哑佛、卢志英商量，决定由项与年亲自负责送出情报，因为项与年会讲客家话，过关卡比较隐蔽。
3人连夜用密写药水把情报上的敌兵力部署、火力配备、进攻计划、指挥机构设置等要点逐一密写在四本学生字典上，将作战图用透明纸描摹下来，直到天色吐白才将整个“铁桶计划”密写完毕。
接着又对沿途敌情进行分析，选择了一条较为快速安全到达苏区的路线：由南昌乘车到吉安，进入泰和，再从山区直插兴国、于都到达瑞金。随后，项与年便装扮成教书先生出发了。
项与年，原名项廷椿，福建连城县人。1927年，项与年被调入中央特科“红队”。1928年8月，中革军委秘书白鑫叛变投敌出卖中共领导彭湃等人后，一直躲在国民党情报处长范争波家中。正是项与年带领4名队员昼夜守伏，将终于露头的白、范二人击毙。此时的项与年已近不惑之年，地下斗争经验非常丰富。
进入泰和山区后，项与年发现敌情远比预想的严重。每个村子都驻有进剿的敌军，所有进出苏区的道路都被严密封锁，发现可疑之人立即逮捕。项与年见状只得在山林中穿行露宿，以少量干粮和野果山泉充饥。
经过多天的艰难跋涉，项与年变得胡子拉碴、骨瘦如柴，当他到达兴国后，发现敌人封锁更加严密，几乎每个村子都修有碉堡，各山头路口均有岗哨，青壮年一接近，就立刻被当作“赤匪侦探”抓走。项与年只好再回山里寻求时机。
时间不等人，心急如焚的项与年终于想出一计，他心一横，从地上抓起一块石头一连敲下4颗门牙。
第二天，他的双腮严重肿胀，面部变得狰狞吓人，头发像蒿草一样蓬乱，衣服也早已被荆棘挂得破烂不堪，完全成了一个蓬头垢面、让人厌恶的老叫花子。他忍着疼痛将4本密写字典藏在满是污秽的袋子里，上面放着乞讨来的发馊食物，赤着双脚下山了。
沿途敌军哨兵见了，很快就捂住鼻子将他赶走。项与年终于混过了敌人层层哨卡，于10月7日到达瑞金，在沙洲坝找到了党的临时中央。
当周恩来、李克农接过项与年的绝密情报时，几乎认不出眼前站的老叫花子就是相熟的老部下，感动之情无以言表。
在听完项与年汇报后，马上命令红军作战情报部门立即将4本密写字典复原成文字图表，认真进行分析研究。
开始长征
当“铁桶计划”被临时中央“三人团”(李德为军事指挥、博古为政治决策、周恩来负责督促执行军事计划)传阅后，他们惊诧之余立刻意识到中央红军面临极度危险，如不采取断然措施，就会很快陷入敌军重围之中。
这时中革军委又收到前方战报：敌军已攻击到兴国、宁都、石城、长汀、会昌一线，我战略要地古龙岗已被敌完全占领，整个中央苏区仅剩下瑞金、于都、长汀、宁都、会昌5座县城，红军在各个方向频频告急。
情况表明，敌“铁桶计划”正在一步步实施。临时中央负责人深感形势严峻，必须抢在敌“铁桶”尚未合拢前，迅速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经过对敌“铁桶”计划和当前敌我态势的分析，临时中央仓促做出决定，以中革军委名义发布战略转移的行动命令。
10月16-18日，紧急集结在于都境内的中央红军主力8.6万人，分别从4个渡口渡过于都河，于10月21日发起突围战役，踏上了“西征”——即后来的长征之路。
在中央红军突围走后的第10天，按照“铁桶计划”推进的敌军先后占领了宁都、长汀、会昌等地，当兵临瑞金城下时才得知红军主力早已转移。
正在北平协和医院住院的蒋介石接到报告后，气得暴跳如雷，知道一定有人走漏消息，连假牙都顾不得戴就立马赶回南昌查办此事。但他直到逃往台湾时，也没弄清究竟是谁向共产党提供了情报。
功勋英雄
由于当年的绝密情报仅限于临时中央极少数人知道，而战略转移又仓促匆忙，就连领导人事先都不清楚，导致以后的党史文献也很少提及此事。但党和人民并没有忘记莫、项二人的功勋。
后来知道此事时，曾称赞这份“四角号码情报”功绩是巨大的，解放后他还特意叮嘱南下广东的叶剑英要找到莫雄安排好他的工作。
1956年国庆节，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李克农上将，又委托项与年将莫雄接到北京参加国庆典礼，叶剑英元帅代表党中央设宴招待两位功臣，称赞他们为革命事业做出的重大贡献。上世纪90年代上演的电影《英雄无语》，就是专门描写他们的这一历史功勋。
这次获取情报的主角莫雄，1935年调任贵州毕节专员兼保安司令，后来因帮助红军贺龙部安全通过辖区被蒋介石以“通共”罪投入监狱，保释出狱后改任广东南雄县长，又将被囚的近百名共产党释放出狱.抗战爆发后出任7战区第2挺进纵队司令、韶关专员等职。解放后任广东省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委员等职，1980年2月病逝。
项与年后随军长征，途中受党派遣前往香港、上海从事情报工作。抗战期间回到延安，后转战到东北，历任松江省建设厅厅长，辽宁省工业厅、监察厅副厅长，辽宁省政协委员等职务，1978年10月病逝，终年8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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