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礼运》有言：“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人类世界的历史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创造的，而人立于世上首先要满足的就是衣食住行这些生存的基本需求。只有在满足了这些需求之后人们才有余力去发展政治、经济、科技、文化、体育等事业，所以古人才会说“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中国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整体摆脱饥饿史也不过就是最近几十年的事。
在漫长的古代历史乃至近代历史上饿死人的现象可以说曾一度达到过令人心惊肉跳的地步。在中国摆脱饥饿史的过程中袁隆平院士的杂交水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今的中国创造了以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世界上22%人口的奇迹。20世纪80年代初印度农业部前部长斯瓦米纳森博士曾庄重地将袁隆平请上国际学术会议的讲坛。斯瓦米纳森真诚地把袁隆平称为“杂交水稻之父”。
当时斯瓦米纳森郑重地向各国专家介绍说：“袁先生是中国的骄傲，也是世界的骄傲。他的成就给人类带来了福音”。数年前袁隆平在武汉大学发表的一场演讲中提到了自己的两个梦想：一是希望我们的水稻能长得很高很高，高到我们可以在水稻下乘凉；二是希望我们的杂交水稻能种到全世界，这样至少能多养活5亿人口。目前全世界种植水稻的国家有110多个（其中种植杂交水稻的国家有40多个）。
目前杂交水稻在中国以外的种植面积约为450万公顷。这其中印度一个国家就占了250万公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官网2021年2月最新数据显示：印度目前的人口约为13.24 亿。印度目前是仅次于中国的世界第二人口大国，而且在未来有可能超过中国成为人口第一大国。印度也是全世界最大的大米出口国：如今印度每年出口大米超过1000多万吨，与此同时小麦的出口数量也在稳步提高。
其实印度农业发展的先天基础还是很不错的：印度的国土面积约为298万平方公里，在全世界仅次于俄罗斯、加拿大、中国、美国、巴西、澳大利亚这六个国家。地处南亚的印度位于青藏高原以南，地形从北至南分别是山地、平原和高原，除了北部的少部分山地地形之外中部的恒河平原以及南部的德干高原都地势平坦。地处南亚的印度南濒印度洋，大部分地区属于热带季风气候：终年高温、降水丰富。
印度全国绝大部分地区都适宜农业生产。由于热量丰富，所以能实现一年三熟。得天独厚的地形和气候条件使印度成为耕地面积亚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国家：国土总面积还不到我国三分之一的印度却拥有153.5万平方公里的耕地面积。这占全世界可耕地总面积的10%左右，比我国还多3万多平方公里。然而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的印度在上世纪60年代却并不能实现粮食自给。
当时印度的人口约为4.5亿，如今印度的人口已接近于当年的3倍左右，为什么反而能实现粮食对外出口了呢？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亚洲各个国家和地区掀起了一股土改浪潮：日本、韩国、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地区等地都先后根据自身情况进行土改。1948年刚从英国的殖民统治下独立出来的印度也确立了自己的土改原则。然而根据印度宪法的规定：农业立法属于各邦的自主权限，而不是由中央政府统一制定。
印度的土改计划在各邦推行时都不同程度遭到当地既得利益集团的抵制，以致于直到1966年英迪拉·甘地就任印度总理时印度依然无法实现粮食自给。当时印度的土地集中现象是很严重的：1961~1962年印度36%的农户占有全国土地1.59%的土地，十年后43.99%的农户只占有全国1.58%的土地。土地集中的现象不是被遏制，而是呈愈演愈烈的趋势，英迪拉·甘地面对这种局面就着力试图改变印度的大土地制度。
然而真当她这样操作时就感受到了压力之强大，所以最终她只是在最高土地限额上做了修改。印度的土改对印度国民经济的影响是根本无法与中、日、韩等国相比的。如果说中、日、韩等国是通过土改释放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那么印度的农业发展则更多是通过”绿色革命“提高粮食产量。印度人所谓的“绿色革命”其实就是通过提高农业投入、改善农业基础设施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印度“绿色革命”的具体操作方法是：选择耕作条件好、雨量充足且有一定水利设施基础的地区采用优良品种、化肥、农药和灌溉配套的现代农业技术以及必要的农业机械。印度的这个农业方案得到了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的支持：印度在引进新技术的过程中所需资金由世界银行附属组织国际发展协会提供贷款。仅1968年印度就从国外获得农业贷款1.24亿美元。
印度政府选定的首批实施新战略的地区是北印度的旁遮普邦、哈里亚纳邦和北方邦西部地区。这批试点地区一共有大约三千二百万英亩耕地，占当时印度全国耕地面积的10%左右。这里的水利条件相对比较优越，具备较好的农业基础。土改后这里还留有相当一部分大土地所有者，不过相对更多的还是中小土地所有者。政府通过贷款向土地经营者提供资金上的帮助，以此鼓励他们积极采用新技术。
与此同时政府还从国外购买种子、化肥以较低价格出售，兴修水利工程，帮助农户解决技术问题。政府的农业价格委员会根据市场行情确定适当的粮食价格，以确保经营者能通过投资得到合理的回报。引进、培育和推广高产良种是绿色革命的核心：1966-1957年印度政府从墨西哥引进优良的矮杆小麦高产品种，经实验成功后开始推广。70年代印度从菲律宾引进水稻高产品种。
后来印度又根据本国的水土光热条件培育出更适合印度条件的水稻高产新品种。玉米、高粱、小米等作物也都开始着手培育高产品种。1966-1967年度小麦、水稻、玉米、高粱、小米五类作物的高产品种播种面积为188万公顷，到1970-1971年增至1538万公顷。播种高产种子离不开水的充分及时供应，有效利用地力种植两季或三季作物也必须有充分的灌溉条件。
所以扩大灌溉能力是广泛采用新技术新品种的物质前提和重要保证，兴修水利因此在技术投入的新战略中占有关键地位。印度政府一方面投资兴建了水坝、渠道、管井系统等水利工程，另一方面鼓励民间自筹互助。绿色革命前印度耕地的灌溉面积每年大约增加100万公顷，而在70年代每年增加的面积达到了250万公顷。1965-1966年度印度的灌溉总面积约为3361万公顷，到1970-1971年度增至3819万公顷。
灌溉面积增加的同时化肥、农药、农机的使用率也日渐提升：1960-1961年度印度的化肥使用量约为30.6万吨，到1970-1971年度增至235万吨。农业机械的推广方面也取得成效：1960-1961年度印度农用拖拉机只有3.1万台、柴油和电动水泵42.1万台、管井9万个，到1970-1971年度这三项数据增加为14万台、240万台和46万个。上述农业新技术的采用使首批实施新战略地区的粮食产量很快得到提高。
1962年至1973年印度全国农业年均增长率为1.95%，而作为绿色革命试点地区的旁遮普邦同一时期的农业增长率为7.91%，作为绿色革命另一试点地区的哈里亚纳邦则达到了5.73%。从1967-1968年度到1970-1971年度全印度的粮食产量增加了35%。1964-1965年度印度全国粮食总产量是8900万吨，1970-1971年度的粮食总产量则达到了1.08亿吨，1971-1972年度该数据进一步上升到1.12亿吨。
1970-1971年度绿色革命在风调雨顺的环境下成效明显，然而1972年、1973年持续两年的旱灾造成的农业减产抵消了绿色革命地区增产的成绩。英迪拉·甘地政府审时度势后认为粮食减产是自然原因造成的，绿色革命本身是取得了成绩的。实践证明采用以技术投入为主的新战略是有效的，那么就应当将绿色革命推向全国。英迪拉·甘地的儿子拉吉夫·甘地成为印度总理后的80年代绿色革命继续向全国推广扩展。
拉吉夫·甘地在农业改革方面并没什么特别的措施，但在他执政时期印度农业保持着平稳的发展。80年代是印度农业发展比较好的10年：这一时期印度的粮食年均增长率为2.6%，农业所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为2.3%，同一时期印度的人口增长率为2.1%，这意味着印度的农业增长率超过了人口增长率。这在相当程度上是绿色革命继续推广扩展的结果。
自60年代中期绿色革命在旁遮普等地取得成果后就面临着将其推广到全国更大地区的问题。60年代作为绿色革命首批试点地区的旁遮普等地主要是小麦种植区，那么小麦种植区的成功经验能否推广到东部的水稻种植区以及种植杂粮的全国干旱半干旱地区呢？在这一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遇到了技术难关，同时推广也需要得到更多的资金支持。英迪拉·甘地和拉吉夫·甘地两届政府都组织了农业技术力量研究技术方案。
政府根据这些方案增加财力投资。结果推广工作在全国各地普遍取得了成绩：1981-1982年度西孟加拉邦的粮食增长率只有0.48%，而同一时期印度全国的平均粮食增长率是2.33%，西孟加拉邦成为了全国最差的邦之一。当绿色革命推广到西孟加拉邦后的1991-1992年度该邦粮食增长率为6.1%，而全国平均粮食增长率为2.83%，西孟加拉邦一跃成为全国粮食增长率最高的邦。
西孟加拉邦的粮食增长主要来自生产率的提高，靠扩大耕地面积提高的只占0.99%——主要技术手段是建立健全蓄排两利的大中小配套的灌溉设施，从而得以保证使用高产良种和其他配套的技术投入。同一时期比哈尔邦粮食年增长率为3.1%、奥里萨邦为3.43%。这几个推广试点地区的粮食增长率都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东部地区粮食产量的较大提高成为了80年代印度农业发展中的亮点。
绿色革命在80年代的推广给印度带来的不只是农业增长，同时也大大提升了政府和人民战胜自然灾害的信心。80年代印度曾两次遭遇严重旱灾，政府手中有充足的粮食储备使印度得以安然度过这两次旱灾。从1981年起印度已有少数单位开始研究杂交水稻。1987年印度引进了中国和国际水稻研究所的一些不育系和恢复系进行观察配组。1989年印度农业研究委员会启动了一个从事杂交作物研究的协作网。
1991年由印度农业研究委员会和联合国发展计划署共同发起和资助的“开发利用杂交水稻”工程正式启动。这个工程由1个指挥协调中心、2个研究中心、7个分中心、3个战略研究中心及若干分布在各邦的国家级或省级研究所共同组成。自从1991年联合国粮农组织立项支持印度杂交水稻发展计划以来由袁隆平研究员担任首席顾问的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受粮农组织的聘请多次派人与印度方面展开交流合作。
在此期间袁隆平本人也曾亲赴印度指导杂交水稻的研究工作。袁老根据中国水稻发展系统在印度建立了10个杂交水稻项目网络中心。这一网络中心的建立让印度的水稻事业的研究培育得以有条不紊地开展。在20多天的时间里袁老就完成本来预计需要3-6个月完成的教学指导任务。这为印度“杂交水稻技术开发利用”项目的进一步建立提供了重要的基础保障。
农业生产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农业指的就是粮食的种植，而广义的农业则包括农、林、牧、渔等产业。印度的绿色革命所针对的主要是狭义的农业。印度在推广绿色革命的同时也在展开一场针对畜牧业的白色革命：绿色革命的主要目标是提高粮食产量，白色革命的目标主要是提高奶制品的产量。古吉拉特邦的阿南德小镇的居民自发组织了牛奶合作社。
此事被媒体报道后在整个邦内掀起了效仿的风潮：一时间古吉拉特邦及其所属各县成立了一批县级和邦级奶业联合和协调组织以促进本县和全邦的有序经营。从生产、加工到销售的整个过程都由农民自己组织自己管理。在引进奶牛新品种、使用新技术、建立合理的储运、加工和销售体系等方面得到了农牧学家库里安博士的帮助和指导。古吉拉特邦奶农的经验引起了印度政府的重视。
1970年、1981年、1985年印度政府通过三期”牛奶流淌运动“将古吉拉特邦的经验向全国推广。在政府的推动下牛奶合作社在各地大量建立，到1994年3月全国的牛奶合作社已达到68500个。合作社生产的鲜奶已占鲜奶总产量的30%。牛奶合作社的经验也给蔗糖业以启发：到1991年全印度已有220家蔗糖业合作社，其产量占全国蔗糖生产总量的60.4%左右。
农业产业化的另一种形式是公司与农户的联合：大公司与成百上千农户订立合同，由此构成产供销联合体。公司根据市场需要确定供应市场的产品品种和规格，向农民购买初级产品，再进行深加工和精加工，最后以多种制成品供应市场。1986-1987年度印度畜牧业和奶制品业的产值已达9670亿卢比。自1976年以来除少数年份外印度不再需要进口奶粉，反而摇身一变成为世界牛奶生产大国和奶制品出口国。
同一时期渔业和水产养殖业的发展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1970-1971年鱼类和鱼类制成品的出口在农业出口总值中只占6.37%，到1990-1991年度上升到15.2%，印度已成为世界鱼类产品出口第五大国。花卉、蔬菜、瓜果的产量在80年代也取得了显著的增产，到90年代印度已成为世界第二大水果生产国和第二大蔬菜生产国。进入新世纪后的2004年印度再次进行“绿色革命”。
利用生物技术的进步改良品种，推广高效无毒农药，完善水利灌溉系统，加强信息技术在农业管理中的运用......这一系列措施又一次明显提高了粮食产量。印度的绿色革命本质上是凭借优越的自然条件通过加大对农业技术的投入改变粮食短缺的面貌。不过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目前印度的粮食生产和民众的人均消费水平都还依然处于世界落后状态。
2018年我国在耕地面积只有印度76%的情况下使粮食产量达到6.58亿吨，而印度2018年的产量只有3.13亿吨。印度的粮食产量数据也低于美国的5亿吨，全球排第三名。从这个角度来看：印度的粮食生产水平与我国和世界发达国家相比，无论是单产和全年粮食总产量都明显落后。印度所谓的摆脱粮食短缺现象其实只是说相比以前印度人基本上都有饭吃了，但要让全印度人都吃饱乃至进一步都吃好仍是遥遥无期。
目前印度农业在正常年景下的确不至于让人饿死。然而印度农业之所以能养活13亿以上人口也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养活”的标准在印度被放得很低。一个人并不是只要有饭吃就能维持身体健康的。人体需要摄入的营养是有一定量的：如果低于这个量虽不至于导致人在短时间内被饿死，但长期的营养不良会使人患上各种各样的的疾病。由此可见能吃上饭和能吃饱饭并不是完全相同的概念。
如今的印度农业能不能养活印度的13亿人口呢？如果仅仅只是让这13亿人口不至于饿死，那么印度算是已实现了这样的目标。然而印度人先不要说吃得好不好，可能连吃饱饭这样的需求也尚未实现。以印度在2018年的3.13亿吨粮食产量均分下来的人均粮食产量约为472斤。相比之下我国的6.58亿吨粮食产量均分到13.95亿人口中的人均粮食产量约为982斤（大约相当于印度的两倍）。
目前印度仍存在大量的贫困人口。对他们而言不要说想吃好，即使只是满足人体所需的基本营养也是一种奢求。
迄今为止印度仍有40%的儿童存在营养不良的问题，每年有二百五十万儿童因饥饿导致的各种疾病而死亡。所以你说印度到底有没有饿死过人呢？只能说基本上没直接被饿死的人，可因饥饿导致的疾病而死是不是也可以视为是被慢性饿死呢？
从1900年首次参加奥运会以来直到2016年里约奥运会印度代表团一共只获得了9枚金牌、7枚银牌和12枚铜牌（共计28枚奖牌）。
美国、中国、俄罗斯这几个大国一个奥运周期拿的奖牌数就相当于印度参加奥运会百年来的奖牌总数。这不禁令人怀疑印度人的体质可能是不是真有些问题。印度的肉类消费水平在世界范围内排在倒数第二，这导致印度人的蛋白摄入量远远低于全世界的平均水平。
2020年世界人均肉类年消费量为43公斤。同年美国的人均肉类年消费量高达115公斤，我国是63公斤，而印度只有4公斤。
印度的人均肉类消费量只比孟加拉国略高一点，甚至低于非洲的一些贫困战乱的国家。当然印度的肉类消费水平低应该不完全是贫穷的原因，否则印度的肉类消费水平低于发达国家可以解释，那么印度总不可能比非洲那些保守战火、饥荒和疾病困扰的国家更贫穷吧？
事实上导致印度肉类消费水平低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印度人的宗教信仰：号称”宗教博物馆“的印度几乎能见到全世界各种宗教。
不同的宗教有不同的饮食禁忌：印度教徒不吃牛肉、伊斯兰教徒不吃猪肉，还有的印度人压根就是素食主义者。无论如何印度也算是依靠自己的能力解决了粮食问题，甚至每年还有大量粮食出口。这既与印度的整体生活水平有关，也与印度人的膳食结构有关。
不过这只能说是基本满足让人人有饭吃，至于能不能吃饱就是另一个问题了。以印度的耕地资源和现有的农业生产力如果按印度当前放得如此之低的标准是能养活其13亿人口的，只不过印度这种所谓的“养活”质量可就实在不敢恭维了。
印度所谓的“养活”其实就是给全国每个人都提供一口饭，至于这一口饭吃不吃得饱就不管了。富人如果吃不饱可以多吃多占，如果穷人吃不饱除了忍受就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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