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看青铜器。因为年代，因为厚重、因为精美，因为信息……。总之，我每到一个博物馆，最先看的一定是它馆藏的青铜器。我甚至用所藏青铜器的数量与质量来衡量博物馆的等级。
但地方队怎么也抵不上国家队。最好的自然流入国家博物馆。国家博物馆的青铜器主要在三个展区，分别是古代中国、青铜馆以及近藏荟萃。
偶然看到一篇文章，列出国家博物馆的“十大青铜名器”。它所列自然都是好的，但看下来突然想到有一件也非常重要，怎么被落下了呢？
国博的展品不说件件都是重器，也差不多吧。如果非得大个中还选大个，大家的标准是什么？年代+器型+纹饰以及铭文。年代久的，个头大的，器型漂亮的，纹饰精美的，更重要的是铭文，记载历史事件的。
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最后一件是绝对不应该落下。但如果最后一件入选，又该把哪一件拿下去呢？
好东西太多了，就干脆写国家博物馆的“十一大青铜名器”好了。
商后期 盛酒器。
1976年出土于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
构思奇巧，整器装饰绮丽，花纹复杂多样，是中国古代青铜文化中的精品。
此器由器盖与器身两部分组成，器身口内壁铸铭文“妇好”。整器为一站立鸮形，器盖置于鸮首后部，鸮昂首，歧冠高耸，“臣”字状目，小耳，钩喙，胸略凸前，双翅并拢，两爪粗壮，四趾抓地，宽尾下垂。器通体以云雷纹为地，器盖饰饕餮纹，前端有一立鸟，尖喙，歧冠，鸟后饰一龙，拱身卷尾。冠面外侧饰羽翎纹，冠面内侧、颈部两侧饰夔龙纹。喙与前胸各饰一蝉纹。两翼前端各盘曲一条长蛇，身饰菱形纹。尾部饰有一鸮，圆眼，尖喙，双足内屈，两翼平展，作飞翔状。
此器造型生动传神，鸮鸟两足与下垂尾部构成三个稳定支撑点，构思奇巧。
铜尊最早见于商代，主要形制有圆尊、方尊和异型鸟兽尊等。鸟兽尊种类繁多，有羊尊、牛尊、鸮尊、象尊、豕尊等。鸮尊在妇好墓中同出2件，整体作站立鸮形，双足与尾构成了3个支撑点，头后为器口。盖面铸站立状的鸟，造型雄奇，花纹绚丽，是中国商代青铜器中的精品。
商 盛酒器。1938 年湖南宁乡黄材出土
在现存商代青铜方尊之中体型最大。
上口最大径44.4厘米、高58.6厘米、重34.6千克
四羊青铜方尊造型雄奇，肩部、腹部与足部作为一体被巧妙地设计成四只卷角羊，各据一隅，在庄静中突出动感，匠心独运。整器花纹精丽，线条光洁刚劲。通体以细密云雷纹为地，颈部饰由夔龙纹组成的蕉叶纹与带状饕餮纹，肩上饰四条高浮雕式盘龙，羊前身饰长冠鸟纹，圈足饰夔龙纹。方尊边角及各面中心线，均置耸起的扉棱，既用以掩盖合范痕迹，又可改善器物边角的单调，增强了造型气势，浑然一体。
此器采用了圆雕与浮雕相结合的装饰手法，将四羊与器身巧妙地结合为一体，使原本造型死板的器物，变得十分生动，将器用与动物造型有机地结合成一体，并擅于把握平面纹饰与立体雕塑之间的处理，达到了技术与艺术的完美结合。出土器物的湖南洞庭湖周围地区在商代是三苗活动区，在此地发现造型与中原近似的铜尊，表明商文化的影响已远及长江以南的地区。
西周 盛食器 1955年辽宁喀左出土
整体器具造型庄重，显示了匽侯身份和地位的尊贵。这件匽侯盂在辽宁出土，说明西周初年辽宁一带是在燕国的封地之内。
高24厘米
这件器物是匽侯制作的用来盛饭食的青铜盂。器侈口，附耳，深腹下敛，微鼓，圈足下缘附边条。器通体以云雷纹为地，腹部饰回首龙纹，圈足饰鸟纹。燕是周初分封的诸侯，始封之君乃召公奭之长子，封地在蓟（今北京）。在北京房山琉璃河亦发现铸铭“侯”的青铜器，并发现西周时期的城址及燕国贵族墓地，是推定此处为燕国始封之地的重要依据。
匽侯盂内壁有5字铭文，器内铸铭文5字：“匽侯作馈盂”。匽就是“燕”字，燕国是周初分封的诸侯国，北京市房山县琉璃河有燕国古城址和古墓葬，并出土了不少有“匽侯”铭文的青铜器，证明燕国的政治中心就在北京一带。
召伯虎簋 又名琱生簋
簋通体黝黑，造型美观大方，给人以富丽堂皇之感。铭文，记述琱生在一次关于田地的狱讼中，得到本宗族宗主的庇护，达到了多占田地的目的。铭文所记史实，与《史经•召南•甘棠》所记同，可互为印证。
高22.2、口径21.9、足径18厘米
此器又名六年琱生簋。圆口，沿外折，腹微鼓，下有喇叭形高圈足。腹两侧有鸟形双耳。器身前后饰大扉棱两道，通体以云雷纹填地，饰变形兽面纹。簋通体黝黑，造型美观大方，给人以富丽堂皇之感。
这是贵族琱生为其祖先制作的宗庙祭祀时使用的青铜器。器内铸有104字铭文，记述琱生在一次关于田地的狱讼中，得到本宗族宗主的庇护，达到了多占田地的目的。铭文所记史实，与《史经·召南·甘棠》所记同，可互为印证。
商 淮夷 盛酒器 1957年安徽阜南月儿河出土
纹饰的主题为“虎口衔人”，意义深刻，此器也是与四羊方尊齐名的珍品。
高50.5厘米，口径44.9厘米，足径24厘米， 重26.2千克
器口侈大，直径过肩，颈部较高，下部收缩，呈大喇叭状。肩部微鼓，下折为腹，呈弧形收敛作圜底，圈足，上饰十字镂空。器肩部饰三条曲身龙纹，圆雕龙首，探出肩外，活灵活现；腹部以云雷纹为地，装饰三组虎食人纹，寓意诡秘；圈足饰饕餮纹。整器工艺精湛，花纹线条洗练，是商代青铜器中的精品。
龙虎纹青铜尊腹部的虎食人纹以浮雕虎首为中心，左右双身，口含一人。人无衣冠，身饰花纹。采用这一构图意在从正面表现猛虎的完整形象，但正面又无法体现虎的雄伟身躯，于是便采取轴对称的布局使虎身向两侧伸展，商代饕餮纹也是运用此种构图。此外，在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青铜钺上、“后母戊”青铜方鼎耳外侧及山西浑源李峪村出土的春秋晚期鸟兽龙纹壶腹部，均有类似的虎食人像。今藏于日本泉屋博古馆的虎食人青铜卣，整器为猛虎食人的立体形象，更为逼真。在商代玉器上也见虎食人像。东汉王充《论衡·订鬼篇》引《山海经》佚文，记有虎噬鬼魅之说。此种虎食人像或许是取于此意，借以震慑邪祟。
今安徽阜南地区在商代是淮夷部族的聚居地，此地出土青铜器的形制、纹饰明显受到中原商文化的影响，龙虎纹青铜尊即是其中较为典型的一例。
战国 冰酒器 1978年湖北省随县擂鼓墩1号墓出土
世界上发现的最早的冰箱，部分采用失蜡法铸造的较早的典范作品。
长宽均为76厘米、高63.2厘米
这件青铜冰鉴是由一个方鉴和一件方尊缶组成的青铜套器，方尊缶置于方鉴内，其底部一侧有两个长方形榫眼，另一侧有一个长方形榫眼，安装时，把这三个榫眼与方鉴内底的三个弯钩扣合，其中一个弯钩的活动倒钩自动倒下后，可把方壶固定在方鉴里而不晃动，制作十分巧妙。与青铜冰鉴配套的还有一把长柄青铜勺，勺的长度足以探到尊缶内底。该鉴外表华丽、体态厚重、结构精巧、工艺精美，令人惊叹不已。
《周礼·凌人》记载：“春始治鉴，凡外内饔之膳羞鉴焉，凡酒浆之酒醴亦如之，祭祀共冰鉴。”原来这种器物是古人用来冰酒的，尊缶内装酒，鉴、缶壁之间的空间放置冰块，在春夏之季就可以喝到冰爽的酒。这件青铜冰鉴堪称世界上最早的冰箱，也是当时祭祀中一种重要的礼器。如此奢华的器物，在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期只能是贵族才享用得起。
西周 宣王时期 水器 清道光年间陕西宝鸡虢川司出土（今属宝鸡市陈仓区）
铭文如诗，字体漂亮
长137.2厘米，宽86.5厘米， 高39.5厘米，重215.3千克
器作长方形，直口，方唇，腹壁斜下内收，微鼓，四壁各置一对兽首衔环耳，四足作矩形，是目前所见商周时期最大的水器。器口缘下部周饰穷曲纹，腹部环饰波曲纹。
铭文凡8行111字，记述了作器者虢季子白率军在洛水之北与玁狁作战，斩敌首500，俘虏50人，战后献馘，周宣王宴飨虢季子白，并赏赐车马、弓矢、斧钺以资勉励。
《虢季子白盘》中语句以4字为主，且修饰用韵，文辞优美，行文与《诗》全似，是一篇藏在金文中的诗。同时，《虢季子白盘》字体修长，笔画匀称，书风如水中之月，恬静、淡然，在西周晚期独树一帜，从中亦可窥见其后秦《石鼓文》及秦小篆之源。
春秋 盛酒或盛水器 1966年湖北省京山县出土
高66.7厘米
此器盖内与壶内壁均有铭文12字，为曾仲游父作器。据文献记载，“曾”有三个，一个在今山东省峄县，一个在今河南省柘城县北，另一个则在今湖北省江汉流域。这个曾仲游父壶应属后者所铸。此曾国与黄国、江国互通婚姻，京山发现的97件铜器中，6件有曾国铭文，2件有黄国铭文，说明在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这个曾国与黄国已经有了密切的联姻关系。
这件青铜壶由壶盖和壶身两部分组成，器体横截面呈圆角长方形。盖身上宽下窄，下有子口以纳入壶体中，上有波带“莲瓣”状捉手（共有10个波带），盖面中空。壶侈口、方唇，束颈，颈两侧有立角兽首衔环耳；鼓腹略下垂；底部圈足外侈。壶盖缘和颈部各饰一周“S”形穷曲纹，口颈间饰一周波带纹，腹部上下饰两周波带纹，圈足饰一周垂鳞纹。器盖内和壶内壁均铸有铭文12字：“曾〔仲〕斿父用吉金自作宝尊壶”。显示此壶为曾仲斿父所作。
与此壶同出的一件青铜鼎铭作“曾侯仲子斿父”，“曾侯仲子斿父”即曾仲斿父，可知其为曾侯之子，是曾国重要的贵族。除“曾仲斿父”青铜壶外，苏家垅墓葬共出九鼎七簋等大量曾国器物，这说明当时这一带属于曾国疆域。
西周 康王时期 炊器 清道光年间陕西郿县礼村出土
鼎腹内记载了康王向孟舒述周文王、周武王的治国经验，为史学家所重视。
通高101.9厘米 口径77.8厘米 重153.5千克
大盂鼎系清道光初年出土于陕西郿县礼村，先后为当地乡绅郭氏、县令周广盛以及左宗棠、潘祖荫等所有，1951年潘氏后人潘达于女士将其捐赠予上海博物馆，1959年入藏中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而另一尊同为盂所铸之鼎，形制略小，习称“小盂鼎”，器上铭文涉及西周与鬼方之间的战事，但此器在辗转收藏的过程中已不见踪迹，仅于著录中保存铭文拓本。
大盂鼎器壁较厚，立耳微外撇，折沿，敛口，腹部横向宽大，壁斜外张，近足外底处曲率较小，成垂腹状，下承三蹄足。器以云雷纹为地，颈部饰带状饕餮纹，足上端饰浮雕式饕餮纹，下衬两周凸弦纹，是西周早期大型、中型鼎的典型式样，雄伟凝重。
铭文凡19行291字，记述了西周康王二十三年九月作器者盂所受之“册命”。
商后期 食器 1939年河南省安阳市武官村出土
是商代青铜文化顶峰的代表作，是迄今为止出土的最大最重的青铜礼器。
高133厘米、口长112厘米、口宽79.2厘米
器厚立耳，折沿，腹部呈长方形，下承四柱足。器腹四转角、上下缘中部、足上部均置扉棱。以云雷纹为地，器耳上饰一列浮雕式鱼纹，耳外侧饰浮雕式双虎食人首纹，腹部周缘饰饕餮纹，柱足上部饰浮雕式饕餮纹，下部饰两周凸弦纹。
“后母戊”青铜方鼎（曾称“司母戊鼎”），形制巨大，雄伟庄严，重832.84千克，是目前已知中国古代最重的青铜器。器腹部内壁铸铭“后母戊“，是商王母亲的庙号。
“后母戊”青铜方鼎器身与四足为整体铸造，鼎耳则是在鼎身铸成之后再装范浇铸而成。铸造此鼎，所需金属原料超过1000千克。制作如此大型器物，在塑造泥模、翻制陶范、合范灌注等环节中，存在一系列复杂的技术问题。“后母戊”青铜鼎的铸造，充分说明商代后期的青铜铸造不仅规模宏大，而且组织严密，分工细致，足以代表高度发达的商代青铜文化。
此外，经光谱定性分析与化学分析的沉淀法所进行的定量分析，“后母戊”青铜鼎含铜84.77%、锡11.64%、铅2.79%，与战国时期成书的《考工记·筑氏》所记鼎的铜锡比例基本相符，从中可见我国古代青铜文明的内在传承。
绝对不应该落下的——“利”青铜簋
西周 武王时期 盛食器 1976年陕西临潼零口出土
“武王伐纣”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
高28厘米，口径22厘米，方座长、宽20.2厘米
器侈口，兽首双耳垂珥，垂腹，圈足下连铸方座。器身、方座饰饕餮纹，方座平面四角饰蝉纹。此种方座青铜 始见于西周初年。
铭文凡4 行32 字，即是史载甲子日清晨“武王伐纣”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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