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常常看到献血点，这些年来，一直听到的也是无偿献血、提倡献血的宣传。然而在上世纪末，对于一些群体而言，血液近乎成为另一种“流动黄金”，而它背后，是一个个悲剧。
1995年，余华创作了长篇小说《许三观卖血记》。贫穷年代里的底层人民生活十分艰难，许三观是丝厂的一个茧工，为了度过一次次难关，他选择卖血求生。
儿子打伤人要赔钱、想给家人填饱肚子、招待生产队队长、儿子病重需要医药费，生活的难处摆在许三观面前，别无他法，他一次次找上“血头”。讽刺又可悲的是，当许家日子过好后，年老的许三观突然想再去卖一次血，然而已经没人敢要他的血了。
这篇小说描述了底层人民的艰难，艺术源于生活，卖血为生，在上世纪的确存在，然而现实比小说更加残酷。小说的结尾，许三观虽感悲凉，但全家的日子却是好的，他自己也是健康的。
而在余华写完这本书不久后，中国爆发了艾滋病，这场新型传染病的大爆发，主要原因——卖血。
中国最早的艾滋村——文楼村1999年，桂希恩遇见一位在河南上蔡县文楼村进修的医生。他向桂希恩请教，说这个村里好多青壮年得了怪病，先是发烧、拉肚子，身上长红疱疹，然后人就死了。这样死亡的人越来越多，整个村子的村民都人心惶惶。
听闻此事后，6月，桂希恩独自动身，带着11支试管进了文楼村。他采集了11个血样，结果却让他心里一惊。他带回来的11个血样里，10个艾滋病病毒都是阳性的。
桂希恩曾到美国进修，在美国时，他便听导师讲过一种人类新型传染病——艾滋病。当时对这个传染病研究和认知有限，不少人都认为这种病是通过同性恋性传播的。桂希恩当时还乐观地认为，在中国这样相对传统保守的国家，不太可能会出现这种传染病。
“我担心我看到的是冰山一角，一个比血吸虫更可怕的瘟神来到这个地区。”
次年，他又带着学生再次潜入文楼村，扩大范围进行采样，走访了文楼村的自然村调查当地情况，最后他发现这里的人，不论男女、年轻还是年老，大多都有过卖血的经历。而这个村子里感染艾滋病的村民人数，超乎他的想象。
桂希恩将文楼村的调查情况写成一份报告，带着报告去了北京。北京高度重视此事，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对此事进行了批示。
检测结果显示，截至1995年，文楼村“有偿献血”人数约为1300人。1999年对这批有偿献血人员进行检测后，发现他们的HIV阳性率达到43.48%，。文楼村全村70%家庭都有艾滋病患者和病毒携带者。
2003年，一部叫《好死不如赖活着》的纪录片上映，该片讲述的是文楼村一个感染艾滋病的家庭真实故事。
这部纪录片的导演陈为军在2001年与桂希恩相识，听说了“艾滋病村”一事后，大为震动，花费一年多时间，拍下了这部88分钟的电影。也由此，让我们对这一群体有了更深的认识与理解。
卖血背后：贫困、血头与单采根据当年规定，“有偿献血”者的年龄18岁以上，60岁以下。但在文楼村根本不是这样。十几岁的年轻男孩，六十几的老人，他们都去卖血。
文楼村是河南驻马店市上蔡县下的一个村庄。上蔡县是贫困县，文楼村是贫困村。
“胳膊一伸，露出青筋，一伸一拳，五十大元。”当地流传着这句“致富名言”。
早在桂希恩到来之前，文楼村大批村民已经卖血多年了。上世纪90年代初，河南建起上百个血站。一袋血，50块。在当时，这是城里上班人一个多月的工资，对于贫困的农村家庭来说，更是巨大的诱惑。
采血方，除了官方卫生机构，同时也有企业私设的采血点。生物制药公司需要血浆，用来提炼制成昂贵药剂，如人血白蛋白可用于治疗休克、烧伤、癌症放化疗、慢性肾炎等等。而白蛋白的提取，主要来源于血浆和胎盘。
上世纪90年代之前，我国医院使用的白蛋白主要依靠进口。艾滋病在全球兴起后，为了防止艾滋病病毒传入中国，很多血液制品进口被大大限制。但血液制品的需求仍然存在，因此，国内出现、发展起了许多血液制品企业。
那些偏远落后的农村，成为他们的血源目标。河南作为人口大省，农村人口数也是最多，自然成为血液制品企业的理想之地。因此，90年代初，不少非官方医疗机构和部门的血站相继涌起。
这些私设的血点的负责人被称作“血霸”、“血头”。
采血分为全采和单采。通俗地说，全采的血就是我们生活中所说的血，包括血细胞和血浆所有成分，一次性从人体内抽取就可以了。单采只是采取血液中的一部分，当时，这些血站想要的是血浆。
血站从村民体内抽出血后，把血放入离心机分层，将血浆提取出来，再把血细胞重新输回卖血者体内。多出来的环节和程序，加剧了感染的风险。
在抽血过程中，首先，抽完血和掐血袋口使用的消毒剪和消毒钳会直接接触血液；然后，血液被放入离心机，离心机里有12个小锅，每锅放两袋血。虽然看似将每个村民的血分隔开来，但当离心机高速运转时，血袋很容易就被甩破了。
一般情况，这些血站只会将破损严重的血袋扔掉，只是轻微泄露的血袋仍然会被保留下来。经过离心机分离出来的红细胞，再次输回村民体内。
在全采中，只要针头消毒干净，那么抽血过程基本是安全的。但单采涉及到更多器械以及离心机的加工，每个环节都加大了感染风险。上世纪的医疗条件不比现在，而这些私设的采血点，对器械的消毒把控，则更是随意。
艾滋病的传播途径主要分为血液传播、性传播和母婴传播。在这些不规范的采血操作和大量村民的频繁卖血活动下，只要曾有一个携带艾滋病病毒的村民的血液流入血站，就将一发不可收拾。
1985年，一个外国艾滋病患者死于北京协和医院，这是在中国首次发现的艾滋病病例。对于这些偏远闭塞的农村的村民，艾滋病是什么？怎么会被感染？得了这个病会怎么样？他们一无所知。然而生活的压力摆在面前，50元靠一袋血就能拿到手，没有比这划算的事了。
家里有人生病的村民、想给孩子改善伙食的村民，或者单纯想“捞快钱”的村民，都想到了卖血。卖血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事，甚至成为心照不宣的挣钱密码。
文楼村的李大姐，当时因为婆婆得了重病，家里没有积蓄。两口子便一起到血站卖血，拿到的钱一部分拿去交了住院费，一部分留下来贴补家用。老人的病长年累月慢慢拖着，一直病着，血就一直卖着。
据她所说，最频繁的时候，一周去卖一次，平时就十几天去一次。夫妻俩这样持续了几年，直到后面家里生活好些了，卖血这事才停下来。但他们也渐渐发现村里好多得“怪病”的人死了，而他们自己身体也开始有些不对劲。
几年潜伏期下的艾滋病毒，渐渐醒来。直到桂希恩到访，直到艾滋病三个字开始传向文楼村，村民们才知道自己究竟怎么了。
当年血站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卖血乱象逐渐引起国家关注。河南也开始采取强制措施，大批血站被取缔。到1996年初，河南县级血站几乎都被关闭。
然而，只要存在商业链条，这些沾血的交易就很难彻底拔除。血站没了，就有人把采血卖血转到暗处。他们直接开着车到农村，在玉米地、在猪圈里交易。
文楼村不是唯一一个艾滋病病毒爆发地，河南还有不少贫苦农村，这些村里有上百名艾滋病人。只不过文楼村的艾滋病潮爆发得最早，也最严重。
国家成立专项小组进驻文楼村，大量媒体关注这一事件。自此，“艾滋病”这一当年鲜有人闻的传染病，逐渐在中国传开。
文楼村现状：“我没想到我能活这么久。”卖血，从卖方来看，是因为贫困。文楼村过去是贫困村，村民大多靠种蔬菜为生。艾滋病之事被曝出后，外界对该村避之不及。村里的农产品卖不出去，而那些本来可以外出打工的人因为这个病，也只能待在家中。
文楼村需要解决的，不仅是艾滋病病毒，还有贫困。当时，从党中央到省、市、县各级党委和政府都对这件事高度重视。
2003年，国家领导人亲自到文楼村看望当地的艾滋病患者，并提出倡议：对城镇困难患者和农村患者提供抗病毒药物等防治和救助政策；充分发挥媒体作用，开展多种形式的艾滋病防治宣传教育。
2004年，河南省委往全省38个艾滋病高发村派驻了76名干部，其中负责文楼村的有9名。按照“六个一”工程，河南省拨出专款，为这些村庄修路、打井、建学校、建卫生所。
同时，国家提出“四免一关怀”，即免费提供抗艾治疗药物、免费匿名检测、免费实行母婴阻断、艾滋病患者孤儿免费上学、孤寡老人得到照顾关怀。
2007年，国家总理专程到文楼村看望和慰问艾滋病患者和儿童，并在上蔡县主持召开座谈会，表示艾滋病防治是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不能麻痹和松懈。
过去，因为高昂的药物费用，村里不少患者只能被动等死。而今，文楼村村民可以直接拿着艾滋病诊断卡，到卫生所免费打针、拿药。每半年，村里就会统一组织体检。
马霞（化名），是文楼村最早一批确诊艾滋病的患者，如今她已经68岁了。对于那个年代来说，艾滋病是个陌生的事物，村民们一面对它感到恐慌，一面又不敢轻信任何药物。
而且当年采血的人，不管是不是医护人员，都穿着白大褂，现在来救治帮扶的人，也是穿着白大褂。因此抗拒服用政府发放的药物的患者，不在少数。
马霞一开始便很主动地接受了治疗——她信任政府。想起这些年，她感慨道：“我也没想到能活这么久。”
如今，文楼村的艾滋病疫情已经稳定控制下来。在去年6月的检查中，村里超70%的患者病毒存量检测值为0。
当年，文楼村附近建了一所红丝带家园，用来收养附近艾滋病患者孤儿。随着艾滋病感染得到绝对控制，母婴传播也被科学隔断，现在在红丝带家园里的，基本都是普通的孤儿，因艾致孤的只有一个孩子。
除此之外，文楼村实现了全面脱贫，经济也慢慢好了起来。村里交通条件改善了不少，水泥路延伸至各处，村民盖上了两层楼房，汽车也不再是罕见的东西。田地里，大片的蔬菜长势盛好，文楼村也不再仅依靠蔬菜种植，还有了面粉厂、发电站。不少村民能在村里和县上的工厂务工，也能自己做点生意。
现在的文楼村，同普通村庄没有什么两样。
卖血为生，令人心惊，但好在已成为过去。目前，我国官方实行的是无偿献血制度，分为捐献全血和成分血两种。
捐献全血可以在市、县的采血点进行，而捐献成分血只能在市级血站进行。某种程度上，无偿献血，也是在遏制人们以血换钱的行动。也有一些生物制药公司在合法报备下，建有献血浆站。
如今，非法采集、供应血液或制作、供应血液制品已被纳入刑法，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将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百姓的脱贫，法律的严打，让采血卖血乱象得到整治，逐渐平息。
这些年，在国家的重视和广泛宣传下，人们对艾滋病有了科学的认识，而不再如当年那样谈虎色变。而对艾滋病患者及艾滋致孤儿童，也逐渐从歧视转为关怀。
当年，那个孤身一人进入文楼村调查，此后也致力于防艾抗艾事业的桂希恩医生，在2004年被评为“十大感动中国”人物之一。2010年，他又获得湖北省政府授予的“人民医学家”荣誉称号。
他揭开了中国对艾滋病的关注与防治的序幕，但这场持久战并未结束。不过，一切都在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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