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的故事》在中国可谓是一首家喻户晓的歌曲。其中有这样两句歌词：“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1992年又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写下诗篇”。这两句歌词分别说的是1979年深圳经济特区的设立和1992年邓小平同志视察深圳经济特区。深圳从一个小渔村发展到今天的北上广深四大一线城市之一用了40年左右的时间。
深圳作为国家一线城市的历史是很短暂的，然而深圳出现人类活动的历史却很悠久：早在距今67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期就已有土著居民繁衍生息在深圳这片土地上。夏、商、周时期深圳是百越部族远征海洋的一个驻脚点。当时居住在深圳沿海沙丘谷地的百姓主要是古代百越部族中的南越部族。他们主要以捕鱼、航海维生，农耕经济在他们的生活中只占有很小的比重。
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嬴政在南征百越之后在岭南设置南海郡、桂林郡、象郡，同时从中原地区迁徙了50万人南下开发岭南、建设岭南。当时属于南海郡治下的深圳就融入到了秦代的中原文化之中，此后深圳一直是中国历朝历代所管辖的领土。从东晋咸和六年（公元331年）起如今的深圳、东莞、香港等地均隶属于宝安县管辖。唐肃宗至德二年（757年）宝安县更名为东莞县。
相传“东莞县”这一名称是因为境内盛产水草（莞草）而得来的。到了明万历元年（1573年）东莞县被拆分为东莞、新安两县。拆分后的东莞县就是今天广东省东莞市的前身，而被拆分出来的新安县则包括今天的深圳、香港两地。1842年8月29日清政府与英国签订的《南京条约》把面积78.10平方公里的香港岛割让给了英国。1860年10月24日签订的《中英北京条约》又把面积为11.1平方公里的九龙半岛割让给了英国。
1898年6月9日由中国清政府和英国在北京签订的《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使英国得以租借九龙以北深圳河以南的土地。《南京条约》、《北京条约》、《展拓香港界址专条》这三个不平等条约各自所涉及的土地就构成了如今香港地区的三部分：香港岛、九龙、新界。这三个不平等条约使原属新安县的3076平方公里土地中有1055.61平方公里脱离其管辖，从此形成了深圳与香港划境分治的格局。
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广东省新安县复称宝安县。1949年10月16日宝安县解放。当时宝安县的县治在南头（如今的南山区），后来考虑到宝安县的深圳圩接近广九铁路就把县城从南头迁往深圳圩（又名深圳墟）。深圳市的名字最早就源于“深圳圩”这个地名。"深″在古汉语中意为水积厚，从而与"浅″相对。“圳”是一个主要在广东一带流行的方言词汇，《现代汉语词典》和《新华字典》将其解释为“田野间的水沟”之意。
由此可见“深圳”一词的本意就是指的深水沟。深圳作为地名最早出现在清朝康熙年间。当时“深圳”这一地名是一个小“墟”的名字，也是一个只有10名驻兵的哨所名字。“墟”本是指乡村贸易集市，到了康熙年间新安县境内的墟已发展成为有固定居民的墟市。据说当时从银湖到笔架山东侧曾有一条又深又长的大土沟一直延伸到如今的深圳河，银湖、笔架山的山泉水也顺着这条深沟往下流。
当地人就把这条深沟称为“深圳”。据清代《新安县志》记载：如今的深圳河每逢大雨就会涨起大水。县志中记载：常有人不知深浅，以致动遭淹溺。康熙二十八年人们在深圳河上建造了一座“惠民桥”。这就是如今“人民桥”的前身。“深圳”这一名称除了带有地理痕迹之外还烙印了移民文化的色彩。深圳是从中原地区迁徙来的客家人群在岭南的一个重要落脚地。有种说法认为“圳”这个词汇就是客家人带到广东的。
1979年3月国务院批准将广东省宝安县改为深圳市。一个月后广东省委的领导同志们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在毗邻香港的深圳创立经济特区。1980年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中通过了由国务院提出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批准在深圳设置经济特区后来这一天被称为“深圳生日”。在此之前深圳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渔村。
深圳并不是地势平坦的平原大坝，在深圳的建设过程中不乏大规模的开山填海拓荒工程，那么为什么中央要下大力气把深圳建设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的第一个实验区呢？事实上深圳尽管地势并不平坦，然而其地理位置却可谓是得天独厚。当中央决定设立经济特区的时候就明确告知广东省委的领导同志们：“中央没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这实际上反映了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的现实状态：中央难以对经济特区进行多少投入，恰恰相反需要特区的建设者们去闯出一条适合中国未来发展的道路。在这样的局面特区的建设基本有赖于自己吸引外资，更中央则为特区提供便于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深圳的罗湖口岸与香港新界仅隔一条深圳河，在建国之初这里就已是香港和内地最大的出入境口岸，是大陆和香港进行转口贸易的重要窗口。
当中央决定建设经济特区时与深圳一河之隔的香港已发展成为亚洲的金融中心、电影中心。当时香港正在经历产业转型：香港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向外转移，而这时的中国大陆尽管经济上还并不富裕，却拥有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和庞大的未开发市场，这对港商是具有无比巨大的吸引力的。港商惦记着大陆的劳动力资源和市场，而大陆经济特区的建设则迫切希望引入香港的资金，因此双方具有现实的合作基础。
然而在此之前中国大陆同外部世界封闭了数十年，由于英国当局的宣传使港商普遍对大陆政府客观上存在一些担心，于是大陆方面就在毗邻香港的深圳打造经济特区。深圳在地理位置上距离香港较近，在方言、饮食、文化等各方面也都与香港较为接近，事实上在香港也生活着不少从深圳过去的人，他们之中有的在深圳还有亲戚，港商对这里的情况相对熟悉，担心的情绪也较小，正好适合发挥吸引外资的作用。
1980年1月1日深圳第一份土地出租协议正式签订，而签约者正是来自香港的刘天竹。由于当时人们的思想还不够开放，以致于这份协议曾引起极大的争议——反对者的理由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土怎么可以出租给资本家。直到深圳房地产局一位名叫骆锦星的干部在翻遍《列宁全集》后找出了一段恩格斯的语录作为土地出租的理论依据才结束了关于土地出租协议的争议。
还是这个骆锦星在和刘天竹的签约谈判过程中力争深圳方面要享受土地开发利润的八点五成、剩下的一点五成归港商刘天竹。刘天竹利用租来的土地开发了名叫”东湖丽苑“的楼盘：第一期一共108套新房。他把房屋图纸设计出来后就在香港叫卖，结果仅仅3天之内108套还在图纸上的房屋就一售而空。”东湖丽苑“的一炮成功使深圳获得了开发建设的第一桶金。
随后深圳方面拿出了收取土地使用费的新思路并规定每平方米的土地使用费为4500港币，这一地价仅相当于河对岸的香港的1/11。此举使深圳方面收到了数亿元资金，深圳用这些资金削掉山丘、填平沟壑、开通公路，此后一直到1985年的5年期间深圳实际利用外资12.8亿元，累计完成基建投资76.3亿元，一大批新的能源、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工程建设完工，吸引了大批香港和国外商人的进入。
除了毗邻香港的地理区位优势之外深圳本身的地形地势也有自己独特的优势：深圳依山靠海，城市被梧桐山、羊台山、七娘山等各大山体分割，因此深圳没像其他城市一样采取摊大饼式的发展，而是采取组团式发展——各区都有自己的中心，大家不用全部挤到市区中心区，所以深圳的交通状况在一线城市中是最好的，另一方面深圳也有良好的海港资源。
当然在深圳的开发建设过程中也不乏大规模的开山填海拓荒工程。当时国家调度了十几万工程兵参与到深圳的拓荒工程中。这其中就有如今华为公司的主要创始人兼总裁任正非。1983年任正非复员转业曾在深圳南海石油后勤服务基地工作。刚开放时深圳主要是采取三来一补政策，在这一政策之下深圳主要是加工，原料零部件是进口的，产品大部分是出口的，因此需要良好的海运条件。
深圳有出海口，而且有深水良港。今天的深圳盐田港是全国第三大港口，也是全球十大港口之一。2017年全年深圳货物进出口总额28011.46亿元。其中出口总额16533.57亿元；进口总额11477.89亿元。出口总额连续二十五年居内地大中城市首位，占全国货物出口总额的比重超过了10%。在深圳西部与香港隔海相望的地方有一处被称为深圳湾的海湾。
一块长条形的陆地从深圳湾的南头伸出像一条昂首吐舌的蟒蛇横亘海上，这里也就因此被人们称为蛇口，这里和盐田港一样是一处天然良港。如果说中国的改革开始是由深圳发端的，那么深圳的改革开始最初就肇始于蛇口：1978年曾历任东江纵队联络处处长、东江纵队港九大队上校、三野二纵队四师参谋处副处长、两广纵队炮兵团团长、中共驻香港办事处主任的袁庚成为香港招商局第29任掌门人。
上任伊始的袁庚就明确提出要在毗邻香港的蛇口建立一个外向型的工业区，而这时距离中国改革开放的标志性事件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还有2个月左右的时间，而深圳经济特区的设立更是在一年之后。抗战时期从事过情报工作的袁庚一向善于搜集分析来自各方面的不同信息并从中提取出对自己有用的信息。当初他曾凭借这种能力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做出贡献。
此时袁庚又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运用这种能力敏锐地分析判断出深圳依山傍海的独特地理格局优势。袁庚认为工业区的规模不宜过大，因为毕竟一切尚在试验阶段，万一失败不能对国家整体经济造成过大的冲击。既然工业区的规模不宜过大，那就应当选择发展潜力最大的地区，总之不贵多而贵精。袁庚在地图上一眼就相中了毗邻香港的深水良港蛇口。这里既利于从香港引进外资，又具有天然的海运优势。
在袁庚的力主倡议之下蛇口工业区得以成立。当时的蛇口工业区一没被纳入国家计划，二没财政拨款，但袁庚为蛇口工业区争取到了两项权力：一是可以自主审批500万美元以下的工业项目，二是被允许向外资银行举债。前后两年招商局借入15亿外资用于平整土地、建设工业基础和生活设施，蛇口迅速发展成为中国最开放的工业区，两年多的时间内蛇口的企业已超过百家。
袁庚在深圳特区的建设过程中把他对市场经济的理解诠释浓缩在“时间”和“效率”这两个概念上。1981年蛇口工业区打出了一块写着“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标语牌。就是这块在我们今天看来代表着深圳城市文化的标语牌在当年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一时间关于该标语是拜金主义、资本主义的各种批评声音夹杂而来。1984年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同志首次视察深圳。
这次视察之后邓小平同志留下了“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这一历史性论断。到了80年代末深圳已初步形成外向型经济格局。1988年11月国务院批准深圳市在国家计划中实行单列，同时赋予其相当于省一级的经济管理权限。1990年12月1日新中国第二个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诞生。1992年邓小平同志第二次南巡视察深圳。
这次视察之后邓小平同志再次充分肯定了深圳的发展经验，与此同时他明确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特区姓“社”不姓“资”。正是邓小平同志的这一论断使深圳在90年代获得了进一步的大发展。进入新世纪以后深圳这座有着6700多年的人类开发史和海洋经济发展史、1700多年的城市史、600多年的海防史、40多年的特区建设史的城市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深圳的发展获得了国内外的一致肯定。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在评价深圳的发展成就时描述道：“在全世界超过4000个经济特区中头号成功典范莫过于‘深圳奇迹’”。2019年12月深圳市名列2019中国城市创意指数榜第三名。2019年12月深圳又荣登年度中国城市品牌前10强。深圳最初的规划只是一座五十万人的小城市，然而如今的深圳却是一座常住人口1756万的大都市。
深圳在开发建设的早期阶段曾充分利用过在地理上毗邻香港的优势条件。那时的香港是亚洲的金融中心、电影中心，而深圳的经济发展在当时还有赖于香港的辐射带动。如果那时有人说有朝一日深圳会超过香港是不会有人相信的，可到了2019年深圳GDP超越香港却成为了真真切切的事实。从2012年到2017年广东全省地区生产总值由5.8万亿元增加到了8.99万亿元。
这意味着广东的经济体量已逼近澳大利亚、俄罗斯、韩国等国。这其中广州、深圳两座一线城市可谓居功至伟。2017年广州、深圳两地的GDP携手突破2万亿元。深圳在经济增长速度上创造了30年平均23%的年增长速度。要知道有近2万亿的经济体量还能保持两位数增长的城市在全球范围内都是不多见的。在2017年《福布斯》杂志评选的中国最佳商业城市排行中深圳位列全国第六。
在中国入围世界五百强企业的榜单中北京上榜企业达56家。北京的世界五百强企业稳居全国第一，在全球亦超过东京与纽约，是全球五百强企业最多的城市。紧随其后的依次是上海、深圳、香港、台北、广州、杭州。如果我们暂时先排除掉央企、国资控股企业这种特殊的存在就会发现深圳的优势是明显的。因此有人形容中国产业格局是：国企看北京、外企看上海、民企看深圳。
北京、上海、深圳这几个一线城市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扮演了领头羊的角色。深圳在国内各大城市中拥有强大的民营企业孵化能力：以华为、腾讯、大疆为代表的国际级、重量级企业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已越来越大。如今深圳在金融、电子科技等领域都有着举世瞩目的创新能力。2002年一篇名为《深圳你被谁抛弃》的雄文引发了关于深圳未来的大讨论。
当时不少深圳发展起来的大企业开始计划外迁、人才流入开始停滞。就在这时深圳政府把高新科技产业定位为深圳经济发展主导方向。2017年深圳人均GDP超过3万美元（位居一线城市第一位）。同年深圳的GDP总量位居中国第三位、亚洲第五位。还是在这一年深圳的摩天大楼数量超过香港跃居全球第一位。这一年深圳福田CBD的单位面积经济产值位居全国各大CBD之首。
深圳的经济发展和环境相统一：摩天楼间散落着900多个公园的深圳是中国首个国际花园城市。深圳的空气质量、生态环境因此位居全国前列。深圳是一座充满动力的城市：深圳因改革开放而生、因改革开放而兴、因改革开放而强。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是一座国际化创新型城市，是经济发展和环境相统一的国际花园城市。如今深圳再次被委以重任将被建设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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