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她联系到学生父母时，对方电话里说道：
“我知道我儿子脾气不好，但他在学校打人肯定是老师的问题”。
“小志，我差点被我的学生给掐死了”
从西双版纳辗转来到大理，这是见到张老师后她说的第一句话。
这种感觉格外熟悉，因为与张老师在非洲第一次见面时，她说的也是：“小志，我昨天被人抢劫了，你在这儿可一定要小心！”
说完，她指着脖子给我看，上面一道浅浅的红色印迹，是歹徒拿着刀，抵住她脖子时留下的，直到她交出身上的财物才勉强脱身。
我当时问她怕吗？
她笑了笑说，怕啥，非洲这帮人是冲着钱来的，千万别和他们硬碰硬，必要时舍财保命就行。
可是这次，她是真的怕了，她被她的学生双手掐住脖子，死死按倒在床上。
直到被拉开时，这名学生嘴里喊着的还是：“放开，我弄死她，再来问我还要掐死他”这种话。
她说，这次可不是冲着钱来的，险些要命了。
张老师在非洲
张老师可不是一般的柔弱女子，研究生毕业于广州体育学院的她是一个标准的体育生，在健美比赛中还拿过奖。
手机里，她还保留着一些当年的老照片，比赛前浑身肌肉、涂满桐油的她看起来像一个金刚芭比，与如今的憔悴模样判若两人。
硕士毕业后，她为了向往的自由，开始了一年的间隔年环球旅行，我们就相识在埃塞俄比亚，一同经历了两个月的非洲大冒险。
那段时间里她勇敢无畏，仗义执言，随便从她朋友圈翻出一张照片，抬着头，咧着嘴，微笑着的她自信又充满活力。
印象最深刻的是一次在马达加斯加，我在海边被盗后很是失落，她手搭在我的肩上，说：没事，以后姐罩着你。
回国后，我们都不敢相信，这样一个无拘无束的女孩居然会回到大学当老师，还是做辅导员的工作。
辅导员这份工作事无巨细，需要24小时待机。
学生上课迟到早退，找辅导员；学生宿舍矛盾，找辅导员；学生生病去医院，找辅导员；学生醉酒、打架、夜归，找辅导员；学生评先评优，找辅导员，班级管理，找辅导员；学生开展团日活动，党日活动，找辅导员；学生志愿者服务，找辅导员；学生助学贷款，找辅导员等等，这些都还不是辅导员工作的全部。
我还一度担心这样一个放浪不羁的女孩会受不了这种苦。
不过显然是我多虑了，她在这个岗位上已经工作了一年多。
一个女生管着两个机电班，290名学生，其中有280多个都是男生。
喊她大姐大，一点也不为过。
6月23日，他所在的学校因广州防疫要求，需要师生全员核酸检测。
一整天的时间里，两个班290多名学生都顺利进行了核酸采样，只有一个学生一直不配合工作，她多次在群内询问其核酸检测状况，一直得不到回应。
直到晚上8点，学校的医护人员即将离开，她再一次询问那位学生的状况，依然得不到回应。
出于担心，她赶紧和学生助理赶往其宿舍查看。
进入宿舍，那名同学就在里面坐着，事不关己一样，她又急又气，问：你有没有做核酸？你有没有看到我在群里给你发的消息？你是真没看到还是假没看到？
这几句话将他给激怒，瞬间如猛兽一般扑过来，目如铜铃，双手掐住她的脖子，撞向墙角。
一米八的身高，将近两百斤的体重，即便是学体育与健美的张老师也不是他的对手。
她被掐的满脸通红，用手胡乱的拍打着眼前这个庞然大物。同宿舍的另外三个男孩在估计吓傻了，呆坐在一旁，一动不动，学生助理赶紧冲上前将他拉开。
可谁知，拉开后，他又一次地猛冲上前，双手掐住她的脖子，把她扑倒在宿舍床上，死死按住。
她说：如果没有学生助理在身后一直用力拉扯，自己恐怕难逃此劫。
直到被拉开，他嘴里叫嚣着的还是“放开，我弄死她，再来问我还要掐死她”这种话。
去年11月和张老师在我的院里小聚
事后，他见到了学生助理的女朋友。
她说：你对象吧，虽然有时候情商低了一点，但是关键时刻能挺身而出，是个有担当的好男人，是你可以托付的人，也是我的救命恩人。
我问她，那你如何评价当时宿舍里他另外三个室友呢？
她说：“作为老师，我得安慰他们，跟这样暴躁的人相处要小心，要注意安全，不要正面冲撞，也不要因为发生在我身上的事而留下心里阴影。”
但她私底下她跟我说：“作为当事人，她打心眼里瞧不起那三个男生，长得高高壮壮却没有一点责任心，自己的老师都快被掐死了也不上来帮忙拉一下。”
我又问他，事后报警了没？
她说：报了。
可警方听说事情发生在学校，第一反应是问她有没有上报给学校领导。
她说：不管我有没有上报给学校，报警都是我的基本权利。
警方这才赶过来录笔录和做伤情鉴定。
由于身上只是一些软组织损伤，无明显外伤，在警方这里构成不了故意伤害，就不了了之了。
当她联系到学生父母时，电话里，对方说道：“我知道我儿子脾气不好，但他在学校打人肯定是老师的问题”。
那段时间，她神经严重衰弱，晚上总是失眠，担心对方会报复，下班了还不敢一个人走回去。
单身、没有男朋友，她只能拜托学生或是男同事送她回宿舍。
有一次，他们的几个学生觉察到老师情绪不太对，买了些东西上门探望，由于不知道她具体下班时间是几点，就坐在她宿舍门口等。
她下班后，回到宿舍，看到门口有几个黑影，吓的撒腿就跑，还差点在楼梯间摔了一跤。
后来，她去医院做了心理评估。
鉴定结果为应激反应下的重度抑郁倾向。
她将发生的这些事情，写成报告递交给本学院的书记，但书记向上汇报时，只是简单的说“我们学院有学生打老师”，对于事情的严重性只字不提。
甚至还有老师劝她：“我看到这个学生认错态度不错，应该再给他一次机会”“这个学生的性格就是这样，你不能大声跟他说话，要温柔的小声的哄着他的。”
她觉得很荒谬，纵容对老师的暴力最终只会引火上身。
我问她，你希望学校怎么处置这名学生？开除吗？
她说，公平公正的按照学生管理手册处理就好，如果真的开除，最后遭到报复的还是她自己。
“那你之后有什么打算呢？”
“辞职吧”，她说：“比起被学生掐死，无人问津、没有人情冷暖的学校更让人心寒”
说完，她喝了口水，望了望外面。
大理的天气格外通透，远处的苍山被云海环抱着，隔壁客栈里有人弹着钢琴，我们的桌子旁种着一些苔蕨、三角梅、还有不少多肉，几只锦鲤在脚边游走着，这里仿佛有股让时间停止般的宁静。
和张老师一起冒险的间隔年旅行已过去两年，回国后大家都不免被社会打磨了棱角。
再次相遇在大理，不知你我是否还是当初那个热血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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