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五一小长假期间，有两个日子让14亿人难忘：五·一，是国际劳动节；五·四，是青年节。其实，二者中间还有一个重要的日子——五·三。跟两个重大节日相比，充满惨痛记忆的“五·三”，似乎更容易被人遗忘。但对于一代又一代济南人来说，这一天永生无法忘记。
撰文/牛国栋
泰山岱庙里的五三惨案纪念碑
1999年8月19日，济南市政府颁布150号令：从2000年起，每年的5月3日上午10时至10时30分，都要拉响防空警报，为的是永远铭记一次以济南命名、影响中国乃至世界的历史事件：
93年前，也就是1928年的5月3日，国民革命军在北伐途中经过山东济南时，贺耀祖在山东各地击败奉系军阀张宗昌部。北伐统一中国，影响了日本在中国的利益，于是日本驻军出面干涉。日军蛮横，导致五月八日谈判破裂，南京国民政府的谈判代表被杀害，期间大量中国军人和平民被日军屠杀。
这就是震惊海内外的“济南惨案”，因事件引发于5月3日又称“五三惨案”——也许是跟另一场惨案“五卅惨案”听起来相似，很多人容易将其搞混。
津浦铁路济南站
晚清民国时期的济南，位处津浦铁路与胶济铁路交会点，加上黄河、小清河水运畅通，在当时是一座人口大约三十八万的商业都市。1925年，奉系军阀张宗昌控制了包括济南在内的山东。
日绘济南城郊鸟瞰图
1928年，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最后一年。自1926年以来，北伐军取得了节节胜利。1928年4月起，北伐军分为三路，直指亲日的奉系张作霖军，一路攻占台儿庄、临城、临沂，势如破竹，直逼济南，奉系张宗昌、孙传芳部全线动摇。
觊觎山东已久的日本田中内阁借口保护山东日侨，出兵干涉，由本土调集军队分别从天津、青岛登陆，沿津浦和胶济铁路逼侵济南，随即在商埠一带自行部署所谓警戒线，以纬四路为中心线，将经一路、纬三路之间划为东警备区，将经二路、经六路和纬六路、纬十路之间划为西警备区，在各交叉路口堆积沙包，设置路障，构筑掩体，不许中国军民进入，士兵进入临战状态。
济南泺口黄河铁路大桥
与此同时，北伐军也迅速从东南西三面开进济南郊区。济南日军警备司令斋藤公然宣称，南北两军（分别指北伐军和张宗昌部）任何一方闯入警戒线一律解除武装。4月30日午夜，张宗昌仓皇北逃，并炸毁泺口黄河铁路大桥。进入济南的北伐军，一小部分继续追击张宗昌残部，大部兵力分散在郊区、城内、铁路沿线一带。
为避免日军挑衅，进入商埠的北伐军也与日军阵地保持距离。5月1日晚，蒋介石从泰安抵达济南，在旧督办公署（珍珠泉大院）设立北伐军济南总部。同时，日军开始蓄意挑衅，刺杀济南平民宋占光和李海清，并无理枪杀北伐军官兵十多人。
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副主任的何思源在1965年的一篇回忆文章中写到，1928年5月2日晚上，何思源与战地政务委员会主席蒋作宾、该会外交处主任兼外交部山东特派员蔡公时，及外交部长黄郛同车抵达济南，除黄郛等人去津浦铁路宾馆居住外，其余人都住在了经四小纬六路的一所小学内。3日清晨，何思源等人去见蒋介石，其他人分头出去行动并找寻其他住所，蔡公时等到位于经四路小纬六路的交涉公署办公。
蔡公时（1881—1928），号痴公，江西九江人，十八岁时就与好友成立进步团体“慎所染斋”，明为私塾，讲授儒学，暗中却传播孙中山革命思想。这一组织后被清廷取缔，他被迫东渡日本留学。在日本聆听了孙中山的演讲后加入了同盟会。回国后曾任江西省交通司长等职，后追随孙中山投身革命。1918年，他与毕业于香港华仁书院的郭景鸾在厦门结婚。
国民政府战地委员会驻山东交涉公署旧址 摄影/牛国栋
蔡公时先是召集署内职员开会，然后开始办公。这时，几个北伐军的士兵路过公署大门口要到对面基督教堂后的教会医院看病，与巡逻的日本人发生冲突，日本人开枪造成北伐军士兵一死一伤，其余人都躲进教会医院。日本军人不时向医院开枪，还试图闯进交涉署到楼上寻找射击制高点，被署内人员拒绝。此楼开始被日本兵监视，电话被切断，出去买菜的人也被日本兵拦回，小楼里的人与外界失去联系，成了“孤岛”。傍晚六点，北伐军下令撤出商埠，但交涉署由于通讯联系中断没有接到通知，楼内十八人饿着肚子坚持办公到晚上九点后才休息。
可没过多久，门外响起了急促的砸门声惊醒了刚刚入睡的人们，二十几名荷枪实弹的日本兵破门而入，硬说交涉署门口有两个被杀的日本士兵是署内人所为，要求交出凶手，并要强行搜查。精通日语的蔡公时挺身而出，据理力争，说明署内都是外交官，当然没有所谓凶手。
山东交涉公署全体人员合影，前排左起第六人为蔡公时
日本人非但不听解释，还将蔡公时打翻在地，并将所有人捆绑起来肆意毒打，用刺刀在他们头部乱砍乱削，血肉模糊，惨不忍睹。蔡公时愤怒高喊，并大声呵斥，气急败坏的日本兵残忍地割下其耳、鼻、舌，并挖去其眼睛。最后日本人将十八人分批拖到楼外，除勤务兵张汉儒剪断绳索侥幸逃脱外，其余十七人均惨遭杀害。
抗议五三惨案的齐鲁大学游行
5月5日，得寸进尺的日军不顾蒋介石的妥协退让，又增兵扩大了对济南的侵略，并以飞机、大炮对中国军民狂轰滥炸。8日，日军占领了张庄、辛庄的北伐军兵营以及火车站、电报局等重要部门，并向圩子城和内城进攻，东西南北城墙均遭到日军大炮的疯狂袭击。西门内外的顺城街、西城根街的房屋被日本人浇上煤油焚烧，街上无数无辜的居民被打死打伤。西门外的东流水街、估衣市街、普利门、郝家巷及北门菜市庄等地都被日本人涂炭。
9日，日军利用济南城西北角没有圩子城的弱点开始进攻。次日凌晨4时,内城西北角被日军攻占约300米。而西、南、东门城楼均被日军炮火摧毁。5时,济南代理卫戍司令苏宗辙亲临现场,指挥仅有的两个团合力反击,数次打退日军。10日晚，蒋介石下令守军撤离。11日凌晨，北伐军残部全都撤离内城，日军登上了济南的城墙，开始了长达一年的占领。
据统计，在这次震惊中外的“五三惨案”（也称“济南惨案”）中，有6123名中国人被杀害，1701人受伤。
1929年5月12日，“五三惨案”发生一年零九天后，日军全部撤出济南。临时安置在泰安的省政府又回到济南。西门外被日军烧毁的顺城街改为五三街，中山公园改称五三公园，并立有蒋介石亲笔题字的“五三纪念碑”。曾经作为交涉公署的这座洋楼属曾任济南商会会长的张叔衡的私产，惨案发生后曾一度作为棉花栈行，1932年成为私立建国中学，由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常委兼省政府委员张苇村任董事长兼校长。
同年，校园东北隅临小纬六路处建起一座西洋式的“五三纪念亭”。因校园围墙是通透低矮的铁栅栏，这座高大的圆形石亭从马路上就能看得见。亭子檐口上刻“五月三日”字样，临街一侧的石柱上镌刻着“英烈仰当年夏五，梦魂归夜月更三”的对联，为时任山东最高法院院长吴贞缵题写。时任山东省参议会会长张钺、省政府秘书长张绍棠、省财政厅厅长王向荣等分别题写了亭身上另外三副对联。
1937年12月，为保护亭子不被日军毁坏，有人便将其拆散运到马路斜对过的中山公园西南角堆放起来。1998年，在划进趵突泉公园的五三街旧址上复建了“五三亭”，这些石头构件又重新组合在一起，成为那段惨痛历史的见证。只是亭内原有的一块刻有“浩气长存”的石碑没有找到。
1928年10月，以时任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著名爱国侨领陈嘉庚为代表的南洋各界同胞，以山东惨祸筹赈会的名义募捐并委托曾铸造过孙中山铜像的一家德国工厂铸造了蔡公时全身铜像，铜像高2.18米，总重250公斤。铜像完成后，原计划先运到新加坡，再转运到中国。但因我国局势不稳，只好落户陈嘉庚在新加坡的南益树胶厂。日军侵占新加坡时，为保护铜像便将其深埋地下。
1945年，新加坡光复，蔡公时铜像终于重见天日。1965年，陈嘉庚的侄子、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原会长陈共存将铜像送至晚晴园孙中山南洋纪念馆寄放。2002年9月16日，新加坡媒体首次披露了蔡公时铜像的由来，济南市人民政府得知后，有意把铜像运回济南。2006年4月，蔡公时铜像终于回到祖国。这一年5月3日，“五三惨案”七十八周年纪念日，济南市举行了蔡公时铜像安放和“五三惨案”纪念堂奠基仪式。10月底，“五三惨案”纪念堂主体工程完工。
五三堂
解放后，蔡公时殉难的交涉公署老楼长期作为山东省地震局的职工宿舍楼。2012年5月3日，在居民搬迁后的交涉公署老楼内建成蔡公时纪念馆暨济南开埠纪念馆，免费对外开放。
说起日军侵华，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八年抗战，其实日寇对我国的觊觎蓄谋已久，中国人民深受日军残害的历史远不止八年。
历史课上，有一句话让人刻骨铭心：在近代史上，日本是侵华国家中的最凶恶的敌人。的确如此——
倭寇侵我以来，最惨绝人寰的屠杀惨案有三次：一是甲午战争期间的旅顺大屠杀、二是北伐战争中发生的五三惨案、三是抗战期间的南京大屠杀。
5·3对于济南，犹如9·18之于沈阳、12·17之于南京。五三惨案，日军杀死1万余名中国人，中国政府所派交涉人员蔡公时被枪杀，且手段残忍，令人发指。
济南惨案也对当时的领导人心理产生重大冲击，蒋介石在1928年5月3日的日记中写道：“身受之耻，以五三为第一，倭寇与中华民族结不解之仇，亦由此而始也！”
今年5月3日，警报钟声再次响彻泉城上空。5月3日，这一天，不只应是济南人的惨痛记忆，也应该成为中国人铭记的日子。
五三惨案90周年时，济南第二十次拉响防空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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